【摘要】在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下，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也渐渐变老，“养老焦虑”日益加剧。在“新家庭主义”的浪潮中，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新时代的“孝”文化，又该如何传承与发展？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老龄化与社会文明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樊和平从“孝”这一承受着特殊文化之重的传统伦理出发，以生命的视角探寻“孝”的发端，辨析“孝”的实质，寻找孝道对“老有所养”的深刻意义。
现代伦理关于“孝”的文化理解的最大误区，一言蔽之，在“道”与“德”的离析。理论上，只把“孝”当成一种“德”，没有也无法达到 “道”; 实践上，只提倡孝之德，不能洞察道的伦理智慧和伦理境界。道之不存，德将焉附? 于是现代中国社会必然遭遇孝的文化危机。
中国哲学将“道德”一体，便意味着道与德的相分相即。老子的《道德经》，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实为“德道经”，已经隐喻“道”高于“德”，是“德”的根源。所谓“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诠释了道与德的不同智慧境界，“道”为“尊”，“德” 为“贵”。“孝德”与“孝道”分别指向道德品质和伦理境界，彼此相互关联，形成“孝”的完整道德哲学结构，于是孝便不只是一种“德”，更是一种“道”。有待追问的是: “孝”到底是何种 “道”，因何成为“道”?
在人类文明中，孝道的产生到底具有何种精神哲学意义? 孝的观念，德的观念，礼的观念，是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伦理精神发育中最早孕生的几个重要的观念之一，它们在精神发展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乃至可以说是“元观念”。一般认为，孝的观念产生于殷周之际，它的产生需要两大条件，一是基于血缘的亲亲关系，二是家庭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它具有维护宗法制的社会作用。这种历史主义的解释指证了孝产生的客观基础，但没有也无法解释孝的观念诞生的巨大精神史意义，也难以彻底地解释，孝为何在中国，也唯有在中国，才发展成为一种最具范型意义的“道”，即所谓“孝道”?
雅思贝斯曾经说过，在轴心时代，人类产生了一种重大觉悟，相信人类可以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几乎同时，诞生了一些金岳霖称所说的“最崇高的观念”，在希伯来是上帝，在印度是佛，在中国就是“道”。“道”是达到普遍和永恒，在精神上与宇宙同一和往来的最高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可道，非常道”。关于“孝道”的研究，不仅要说明孝是何种“道”，更重要的是要指证， 孝到底如何让人达到“道”。也许，有两种假设可以为经验与理性所承认。一是孝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使人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重大标志，借此人猿揖别，走向“人道”或“人”之“道”; 二是孝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元色之一，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孝才成为通向 “道”即达到终极的必由之路。孝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史意义也许无须辩证。在动物界，不乏“父母”对“子女”的哺育的慈爱，有时这种慈爱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甚至达到超越人类的感天动地的地步。然而，无论动物学还是人类学的研究都未能提供一种否证，唯有子女对父母的反哺，才是人类的独有的伦理，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事件。原始社会初期并无表征子女对父母义务的所谓孝，在食物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年迈的父母甚至成为子女的食物。我们可以谴责它的野蛮，也可以为这种基于稀缺的本能行为辩护，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是父母为子女也是为自身血脉的延传所做的最后和最高的牺牲，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子女献 上“最后的晚餐”。然而，难以解释的是，在自原始社会至今的漫长历史演变中，物质的稀缺从来就与人类相伴，应对稀缺的“最后晚餐”为何被同样感天动地的孝道所代替? 精神史的图景向两个方向展开: 一方面，父母以不同形态为子女奉上慈爱的“最后的晚餐”，无论是老人的隔代抚养还是年轻人“啃老”，相当意义上都是父母最鞠躬尽瘁的最后奉献; 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延展在觉悟中改变了航向，由黑格尔所说的“直向的善”，走向“反向的善”，在继续行进中不断回归自己生命的根源，走向孝的反哺之道。可以说，慈爱是生命的自我行进，孝敬是生命的家园回归。回归的动力，是追求无限与不朽的终极觉悟和终极关怀，其要义是由“孝”达“道”，将“孝” 由“德”推进为“道”。
在基于人类自然生命的伦理情感中，“孝” 与“慈”是“同行异情”的两种基本的实体性伦理，共同缔造和捍卫生命的无限进程。“慈”是 一种本能情感，但又是一种实体性情感。因其自然属性，它坚韧而强大; 因其实体性，它具有浓郁深厚的伦理意蕴。人类生命的延续需要两大再生产，即人种的再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后者服务并服从于前者。婚姻是人类延续的最具决定意义的环节，正因为如此，它是人类最基本也是通过数千年培育所形成的最强大的一种伦理能力。婚姻与动物本能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只是诉诸自然冲动，而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失去自我而又获得自我”的爱情中建构家庭的伦理实体性。正如黑格尔所说，家庭是精神的直接的实体性，它“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婚姻的基础不只是出于本能的“情”，而是基于伦理的“爱”之“情”。“爱”的真谛是什么? 一言蔽之，是不孤立，不独立。“所谓爱，一般说来，就 是意识到我和另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爱有两个环节，一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 二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前者是个别性的扬弃，后者是实体性的获得，于是伦理与精神便成为婚姻家庭的两个文明要素，伦理指向普遍性或实体性，精神是达到实体性的必由之路。“伦理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 引者注: 指家庭) 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而且它只有作为精神时才是伦理的” 。在婚姻中，夫妇双方的实体性的人格化存在就是子女，子女不仅是父母的共同缔造物，而且是夫妇关系实体性的体现和确证，子女使夫妇最终成为一个人，所以被称为“爱情的结晶”。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或怜爱，本质上是一种自爱。但这种“自爱”之“自”，已经不是男人或女人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只是对自己缔造物或生物性作品的爱，而且是对夫妇共同实体的爱，由此这种自爱便具有伦理性，实体性指向使慈爱超越自然本能而具有伦理意义。子女是夫妇关系的人格化结晶，但在子女的成长中， 自单细胞的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再到哺育和 长大成人，这种夫妇关系的实体性越来越远离自己，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慈爱总是带有某种伦理性的悲怆，只能在关于子女成长过程的回忆反刍中不断寻找慰藉和温馨。然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与慈爱的自爱相比，已经也必定是一种启蒙和自觉，其要义在于: 子女意识到父母是自己生命的根源，自己在父母生命的枯萎中成长，于是慎终追远，反本回报。孝敬之“敬”本质上是对生命根源也是生命家园献上的伦理敬畏和心灵鞠躬。而所谓“孝”，在词源上就是由“子”与“老”的会意而成，由此与“攵”组合而成的“教”，明白无误地标示它是教化和启蒙的开端，隐喻孝是人类生命进程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大觉悟，是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超越。“慈爱”与“孝敬”，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体爱” 的内核，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同体之爱，但孝敬具有更为浓郁乃至更为彻底的伦理和精神意义，是伦理精神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与其他自然存在不同，人也许是世间唯一意识到自己必定死亡的动物。“向死而生”是人类生命的真谛，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相当程度上就是因意识到生命有限而产生的觉悟和智慧超越。于是如何“不死”便成为人类的终极课题，由此产生对永恒和不朽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终极追求。
伦理型文化呈现另一道智慧风情。它是俗世超越的智慧，在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 “伦”的统一中达到永恒与不朽，这便是“人伦” 的哲学真谛和文化魅力所在。在中国文化中，“伦”既是世俗的普遍实体，如家庭、社会、民 族、国家，又具有终极实体的意义。也许为突显其终极性，中国文化才悬置和预设了一个以无用求大用的“天”。“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隐喻了“天”的终极意义及其悬置地位。在入世的伦理型文化中，“不朽”通过三条路径 实现: 立德、立言、立功，所谓“三不朽”。“立德”即通过德性修炼达到“伦”的普遍实体。所谓“同心同德”意味着超越个别性达到“同”的普遍性，而“仁者无敌”的真谛是因为爱人而与所有人在一起，最终达到人的实体，摆脱相对而成为绝对，于是便“无敌”或“无对”。“立言” 即著书立说，它以文字的形态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永远地在场。“立功”通过建功立业而千古流芳。“万里长城今犹在，世人不见秦始皇”，这句话应当反译为“世人不见秦始皇，万里长城今犹在”，看到长城，人们便自然想起秦始皇，于是秦始皇便因修筑长城之功而不朽。
然而，“三不朽”有一个致命局限: 它们只是精英的专利，普通百姓难以企及。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文化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帮助他们超越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帮助所有人超越生存困境，就不可能成为大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伦理型文化，中国伦理型文化之所以能够两千多年来与宗教型文化分庭抗礼，比肩而立，最大秘密在于它以家庭为本位，在俗世的血缘神圣性基础上建立起伦理世界的精神大厦。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伦理本位的根本是家庭本位。血缘文化、家庭本位为芸芸众生开放了一 条通达不朽的世俗道路。孟子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何在所有不孝之中，“无后”即没有 儿子是对父母和祖先最大的不孝? 由父氏社会转型而来的人类文明，以男性为家族生命的正宗和血脉符号，子嗣文化提供了一种愿景: 对任何人而言，即便不能立德立言立功，但只要子孙不绝，不仅自己，而且祖先和整个家族的血缘生命 便可以延绵无疆。这种伦理智慧用现代科学的话语表达就是: 在子孙的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液。孔子虽然遗世两千多年，然而在其第 76 代孙孔令辉身上依然清晰地跃动着他的DNA，由此孔子即便不是孔圣人，也已经永恒不朽。相反，如果“无后”，那便不仅堵绝了父母而且堵绝了整个家族及其祖先的通向不朽之路，是家族血脉的中绝，因而是最大的不孝。这种孝道智慧当今虽然早已过时甚至被唾弃，但无论如何，它以自然神圣性诠释了孝如何从“德”提升为“道”。孝之为“道”，不仅是子女对父母和祖先的一种行为态度，而且是对他们永恒不朽的承认和承诺，孝之“德”只是这种承认和承诺的现象形态与行为表达。对父母和祖先而言，孝是终极价值; 对子女而言，孝是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不只是有生之年赡养和“色难”的世俗侍奉，而且是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终极承认和终极承诺，无论逝世时的“哭丧”，还是回归家族坟墓的安葬，都是这种承认和承诺的礼仪呈现。中国文化的哲学智慧与伦理信念是“死而不亡者寿”。死是必然，永远的追求是如何达到 “不亡”。“死”是肉体在世俗世界中的消失，“亡” 意味着在精神世界中的退场或被遗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是伦理世界中的永恒不朽或所谓“不亡”。孝之为德，在其世俗性; 孝之为道，在其走向永恒不朽的超越性。在这个意义上，“孝道”比“孝 德”具有更为彻底的终极关怀意义。
（报道摘自论文《孝道的文化之重》，全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