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适逢人口转变的历史机遇，物质财富的惊人创造与人口红利紧密相连。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为8.94亿人，占总人口的63.35%，与2010年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实际上，中国15～64岁人口的绝对量与相对量分别自2014年和2011年便开始明显下降，总抚养比回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无疑会削减人口红利效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提高、年龄别就业率下降、提前退休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会通过压缩有效劳动时长进而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减。然而，人口红利的充盈与否不仅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与结构，更受其在实际社会经济活动中劳动参与率与工作时长的影响。劳动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就业年限或工作时间是劳动力供给研究的重要变量，因而我们更应关注劳动时间要素而不仅是数量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研究基于生命表技术，利用中国1987～2020年间8次人口调查资料，对1987～2020年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结构进行测算。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从规模性视角而言，随着时代变迁，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均在不断延长，就业时长却在持续缩减，从1987年的38.12年下降至2020年的32.97年。
从结构性视角而言，中国人口就业年限占全生命周期的比重更是因为寿命延长和教育扩张而出现大幅下降，从1987年的55.35%下降至2020年的40.81%。在校时间的增加致使初次就业年龄相应延后，在退休年龄按兵不动情况下，就业年限受到结构性挤压而趋于收缩。
从规模性视角来看，总人口老年期就业年限呈增长态势，实际退休年龄从1987年的62.18岁延后至2020年的64.20岁。
从结构性视角来看，总人口老年期就业时长的增长速度超过余寿，就业年限占余寿的比重依然有明显增长，从1987年的11.82%提升至2020年的17.32%，因此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迫在眉睫。
分群体来看，寿命及其在在学、就业、不在业年限的变动还存在明显的性别与城乡异质性。例如，男性就业时间更长而寿命更短，女性则因为生育等责任而被迫减少正式的就业时长。城镇人口具有更长的受教育权与更多的养老金享有权，但其就业年限却相对更少，而农村人口则在其较短的一生中贡献了更高比重的劳动付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受教育时间与预期寿命延长不断从就业期的两端，不同维度和程度地对劳动就业年限产生挤压效应，促使其在数量与结构两方面出现明显的收缩。
就业年限的严重缩减为我们提供了如下政策启发：
加快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实。退休年龄及时上调与两性同步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与延长就业年限，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特别是可以加强对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进而有效增加养老金供给与减轻养老金消耗，维护公共财政的代际均衡与公正。
审慎对待教育发展。在积极响应“教育双减”政策的前提下，有层次地发展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性与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切不可过度发展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应当考虑就业市场需求，评估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减少“高学历低就”与“大才小用”现象的出现，以及人力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坚持就业优先原则，促进劳动适龄人口的有效就业。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失业帮扶体系，不断提高全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稳定控制各种因素导致的失业率。
构建平衡生育与工作的家庭发展政策。倡导国家在能力范围内主动承担女性和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部分责任，帮助女性更好地参与到就业市场之中，充分弥补女性目前在劳动供给中的缺漏与不足。
破除各类制度性的城乡分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收益率与社会保障待遇，促进其收入的合理增长与基本福利权的回归，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财富悬殊与福利不平等。
在人口与生育率转变的当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而这种消失不仅表现为总抚养比的上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更体现在劳动时长的大幅缩减。教育、退休与人口流动等政策在当初制定的同时，也悄然地埋下了新的问题。就业年限的显著缩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代际、代内利益分配的不公。生命周期假说认为，理性人会在一生中达到收支平衡、盈亏相抵，否则就会招致老年贫困。
同理，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必须遵循一般均衡原则。然而，要求现实中的个体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量入为出，这尚且不易，对于命运共同体而言，要求每个理性人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对他人和社会的财富负责，谈何容易？任何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的资源储备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都源自于劳动生产与财富创造的基础性支持，长期而言，任何收支失衡、资不抵债的国家与社会都将难以为继。而寿命延长、教育扩张、退休年龄按兵不动、工作时间缩减、社会福利与低生育率交织在一起，正将人类引入“公地悲剧”的泥潭。
（摘自论文《教育扩张与寿命延长对就业年限变动的影响》，全文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22年0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