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课:从马可·波罗到马戈尔尼,外国人带你看大运河|我苏特稿

2020年08月28日 15:34:49 | 来源:我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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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苏特稿 文/谢雨欣(实习)元朝时,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大都(北京),当朝统治者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贯南北诞生了京杭大运河,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着他们的兴趣。

马可·波罗:繁茂商都的城市印象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任元朝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他在中国运河区域的所见所闻

  也许是受威尼斯商品经济的环境影响,除了对“天方夜谭”式梦幻之城杭州的着墨,当时地处运河枢纽、以漕粮漕盐为依托的商贸之城淮安也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马可·波罗,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

  1282年,马可·波罗自大都沿着大运河南下前往扬州赴任,途中在淮安短暂停留。这样描述:淮安是一座特别大的城市……这座城市船舶众多,在黄色大河之上穿梭。这座城市是州府一级的治所,因此货物很多,都在此交易。由于这里濒临黄河,大批的商品在此集散,通过黄河运到各地销售。这里还产食盐,不仅可供本城使用,而且还可输往其他40座城市。大汗从这种贩盐的交易中取得了庞大的税款。

  元代的淮安城北便是古淮河,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淮安便是黄河、淮河和运河交汇之处,而淮安以南,便通过里运河沟通扬州和长江。水运的便利造就了淮安商品贸易的兴起,尤以盐运最为发达,支撑起其明清时代淮安和整条里运河的繁荣,马可·波罗文字中记录的这座商贸之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利玛窦:“世界奇迹”的漕运管理

  明朝末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开始踏足亚洲进行传教,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奠基人——利玛窦,而京杭大运河悄然间成为了他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纽带。

  王应麟《利子碑记》记载:“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了传教事业,利玛窦亲自进京,朝觐大明皇帝。在朝廷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自南京乘船进京。利玛窦带着西学而来,沿着京杭大运河,航行北上。京杭大运河就这样无意之间帮助国人拉开了“东学西用”的序幕,也推动了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传播。

  利玛窦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印象颇深,称赞大运河为“世界奇迹”。他还在《中国札记》中特别对大运河的漕运管理和运输技术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运河的人们除外。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木闸来节制水流,木闸还可以作为桥来使用。当河水在闸后升到最高度时,就开放木闸,船只就藉所产生的流力运行。

  1610年5月,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允许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崔溥的“奇幻漂流”:运河沿岸风情画卷

  同样在明代,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的《漂海录》,逐日记录了他的运河之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和生活习俗,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不过,崔溥的运河之行来得更加“传奇”。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朝鲜官员崔溥听闻父亲去世,率从者42人渡海回家奔丧,途中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14天后,在中国台州府属地获救登岸。崔溥一行获救后,经当地官员审查,排除倭寇嫌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一行所经运河,是明代最为繁忙的交通线。他在《漂海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水陆交通状况:“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

  尤为难得的是,崔溥还详尽地记录了明代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崔溥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饮食起居、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

“史上最大来华使团”:“天才的工程”沿途趣闻

  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起飞,跃升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成为英国的既定政策。1793年,英国国王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向中国派遣了一个由马戈尔尼率领的“史上最大来华使团”,虽见到了乾隆皇帝,却因为跪拜礼之争,没有与清朝达成实质性的谈判成果,不过意外得到了皇帝特许,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南下,横穿直隶、江苏、山东,跨过黄河、长江,到达浙江杭州,继而换乘车马到达广州。这是自马可·波罗以来,除了传教士和商人之外,第一个能够完整地游历京杭大运河的西方外交使团。

  1793年10月7日,马戈尔尼使团从北京通州上船,开始了33天的运河之旅。在行记中,马戈尔尼及其随从这样描述大运河:“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众多河流湖泊相交”,“这是个天才的工程,它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相互沟通。”

  使团途经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留下了许多趣闻,从自然风光到市井生活都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船队抵达扬州城下,使团得知“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不过正当几个成员跑上岸想看一看的时候,立刻被随行的清朝官员抓了回来。于是他们只能隔着运河眺望扬州城,“从船上估计其繁荣的程度”。马戈尔尼在行记中写道:在瓜洲(今扬州市邗江区)渡口望去,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还见到了江豚。”

  镇江的焦山,则“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的迷人的建筑”,彻底颠覆了马戈尔尼对中国山水画的认知。在此之前,马戈尔尼一直不喜欢中国山水画,认为画得不够写实。直到船行至焦山,他才感慨道:“奇境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中。”而当使团到了苏州的时候,更是真正被江南的风景气韵所折服,并且还记录了当地人的安康生活:“苏州城内外无数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满足和愉快,胜过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他们几乎都穿丝着绸。”

       中国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他们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资料:《淮安里运河-故事篇》、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文明》2017.07月刊、大运河文化研究公众号、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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