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君骅，1930年10月生，江苏常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60年获前苏联科学院普尔科沃天文台副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他是中国现代光学测试仪器与光学制造技术的奠基人，非球面光学应用的先驱者，由其主持完成的我国及远东地区最大的“2.16米光学天文望远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表彰他长期在应用光学研究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年4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发布公报，将国际编号为216331的小行星命名为“潘君骅星”。发现这颗小行星的近地天体望远镜，正是由于潘君骅的技术支持才得以完成。
以下内容摘编自《群众·大众学堂》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为《为国“追光”70载》，作者潘君骅。
从热血青春的学生，到如今满头白发的老人，我已经从事应用光学工作近70年。作为亲历抗战的一代人，我为自己经历八年国难而能存活下来感到幸运，更为后来能受到高等教育，从事自己爱好的工作，并得到党和国家的承认而感到高兴。我想对今天的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说，时光短暂，任何时候不要自满，遇到困难不要轻言放弃，更不要攀比钱财享受，要时刻记住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看到满天星斗对天文感兴趣
我祖籍江苏常州，1930年出生于上海吴淞。两岁时，一二八事变爆发，原本在吴淞海军医院工作的父亲失业了，带着全家逃到浙江嘉兴，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上海一家法国教会医院（圣心医院）找到工作。
我七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1937年8月，淞沪会战在上海爆发。我家又逃离嘉兴，在安吉、莫干山一带到处迁徙。
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上学也不能安稳，我小学念了三个学校，初中、高中也分别念了三个和四个学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了生计，我从小就学会了开荒种地、劈竹点灯的本事。日本鬼子占了大小城市，还要到偏远山村骚扰。记得有一次我们刚搬到莫干山上，鬼子就来抢东西了。他们还摸准了时机，趁老百姓早上还没把鸡鸭放出来的时候，直接到窝里来抓。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才搬回嘉兴。
我为什么对天文感兴趣呢？高中的时候，在家里晚上乘凉时，看到满天星斗，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光污染很少，不像现在的城市到处是灯光，所以晚上天空很透明。当时我就想到两句古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可是除了牵牛星织女星，其他星我一概不认识。看着满天的星，我就想，那么远的星，是些什么东西？
194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头一次接触到天文，是在去北京入学的旅途上。当时我和一批清华的学生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里面有新生也有老生。那时候过长江是靠轮渡的，把火车分成三节运过江，到江北岸再把车厢拉上岸，这样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我们就在码头上等，能看到很多星星。清华物理系的一个老生沈良照（后来到了北京天文台），喜欢天文，就给我们讲月亮啊、天体运行啊什么的，我就是在这个场景下首次接触天文知识的。到了清华以后，物理系有个天文学习会，我参加了这个社团的学习活动，从此对天文和天文仪器充满兴趣，开始痴迷天文望远镜。
接触了天文以后，就要接触到光学。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架德国蔡司厂生产的，属于气象系的望远镜，是很宝贵的一个仪器，我很羡慕，心里也很想有一个小一点的望远镜。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学过伽利略望远镜的原理，暑假回家，就用父亲的一片老花眼镜（焦距比较长的凸透镜），和我二哥的一片近视眼镜（焦距比较短的凹透镜），两个镜片装在一个筒子里，就成了一个低倍的伽利略望远镜。后来回到学校晚上看星时，沈良照看到了，他说虽然倍数很低，但比直接用眼看星好多了。此后，制作望远镜成了我学习之余最大的兴趣。
最低限度是不给国家丢脸
195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即现在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我想以后的工作，最好是能做光学仪器，做天文光学方面的东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喜爱，所以去不断钻研，我逐渐积累了更多与天文仪器相关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制订并实施十二年科学规划。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被公派到前苏联留学，我也是其中一员。在长春工作四年后，1956年，单位派我到前苏联留学。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俄文翻译工作，所里还有两位同志一起。快结束的时候接到所里通知，说要我去前苏联学习。当时我还很担心已经工作四年了，学习生活是不是能适应。去之前，还不知道让我学天文光学，因此把一些机械方面的书都带过去了。后来知道是到前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普尔科沃天文台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光学大师马克苏托夫。
由于担心学不好会给国家丢脸，加上我本科学的是机械，光学只是业余爱好，所以我当时学习很用功。老师指定要看的东西，我都非常认真地看了，还发现了他指定要我看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小错误。留学第一年，要求研究生完成哲学、俄语和两门专业课，共四门课程，其中哲学和俄语都要到城里的苏联科学院院部去上课，每周两三次。经过努力，我的四门课程都得了满分。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能给国家丢脸，回国后能够学以致用。
有一次，导师马克苏托夫对研究生讲述他新近推导的一个公式，用来收敛光学系统的设计，我抱着学习的心态也推导了一遍，结果发现他有一点推导过程中的小错误，并改正了，实事求是地告诉了导师。正好，他自己在用这个公式时发现总不能一次到位，用我改对的公式非常顺利地一次解决问题，他很高兴。他对其他研究生说：“你们只知道听，听过就算了，应该像潘这样……”
我的论文题目是《大望远镜二次凸面镜的检验》。这个选题，基本上只要埋头苦干、进行大量计算就能完成。但是我在计算过程中，考虑能不能减小辅助镜的尺寸，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凸面镜？于是将导师的反射检验补偿原理应用到凸面镜的检验中，从而找到了一个比原有方法在辅助镜口径上有优越性的检验方法。这个大望远镜二次凸面副镜新的检验方法，被前苏联方面称之为“潘氏法”，实际应用于苏联6米望远镜和我国60厘米望远镜及2.16米天文望远镜的副镜检验。
回忆当年在国外的求学经历，我一边强烈感受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一边埋头于研究生的学习任务，期盼着学成回国后为国家效力。记得我在回国前不久，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但我们还不知道，我找普尔科沃天文台要一种普通的小仪器——刀口仪的图纸，但是遭到了拒绝。我只好将仪器结构默默记在心里，回国后自己设计研制。留学期间，我自问是刻苦学习的，学到了很多天文光学仪器设计、制造和检验方面的知识，为后来参加中国自行研制大型靶场光学仪器和大型望远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今年5月份，我在苏大做讲座时，有个俄语系的大二学生让我对即将留学俄罗斯的苏大学子提一些建议。根据我自己的留苏经历，我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话：最重要的一点，千万记住你是中国人。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最低限度不要给国家丢脸。曾经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爱国？我想应该这么回答：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碰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创新的机会
1960年，我取得副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先是在长春光机所参与“150—1”大型电影经纬仪的研制工作。它主要是用来测导弹初始阶段轨迹，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这是国家工程，有一个很大的团队。为什么叫“150”呢？就是希望最远能拍摄到导弹弹头在150公里远的影像。后来我们做到实际观测距离400公里，就是到了400公里还能拍到。
1975年，我开始参与2.16米天文望远镜的研制工作。这是国家重点研制项目，早在1958年就已提出，后来在困难时期被迫中断，一直到1975年才重新启动。为什么把直径定为2.16米，而不是一个整数呢？因为当初制定项目时，想的是要领先人家一点，这一直径在当时国际上可排名第五位。1980年，我受命出任项目技术组组长，到了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2.16米天文望远镜项目，前后耗时20多年，这是国内首次做大型天文望远镜，没有经验可参考，我心中十分忐忑，只能以破釜沉舟的态度来对待，用严谨、细致、踏实的科研精神，处理项目中出现的不少难题。如厂内安装调试望远镜的场地和实施问题、副镜调焦试验时电机反常转动造成部件损坏的原因等，都得到妥善解决。
最担风险的事情是厂内总装问题。北京天文台要求在南京组装后，能看到天上的星才验收，再运北京。而要能看到星就必须有专用厂房，就是能打开屋顶的厂房。按照原计划是要造专用厂房的，但因经费问题，要等时间。做工程最怕拖延时间，坐等造厂房，工作就得停顿下来，后果十分严重。
我找来“四大件”车间的图纸，发现一排高层采光用的玻璃窗，上下有两米宽，只要卸掉玻璃，这个区就可以看到天空，经过计算，可以看到比较亮的天鸽座阿尔法星，后来一切顺利，就是累些。这样，经北京天文台验收小组认可，就可以发运到北京了。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蛮有风险的，如果看不到星的话，这个责任就大了。
2.16米光学天文望远镜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当时远东地区口径最大的光学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文学界的“一座丰碑”。1989年11月，2.16米望远镜终于在北京兴隆山上安装调试成功。接着出色地完成了当年的国际联合观测任务。好多老先生都激动落泪了。有2.16米望远镜以后，我们才真正跨出银河系，可以观测到银河系以外的天体目标了。至今，这台望远镜仍排满了观测任务，天天都对准着浩瀚的星空。
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不要轻言放弃。碰到技术难题的时候，就是你创新的机会。现在，创新已经提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讲。其实，我觉得，创新主要就是做事情时要多想一想，做这件事情现在的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要多动些脑筋。创新是随时在工作中产生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有一个被评为劳动模范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提出了改进整个纺织业技术的“细纱工作法”，在全国推广，这也是创新。所以，每个人在认真工作的时候，都会有机会进行创新的，就看你有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踏踏实实做好技术工作才是最基本的
216331小行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2007年发现于盱眙观测站，我曾对发现它的近地天体望远镜给予了一些技术支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关键机会，因此紫金山天文台甚表感谢。对此命名，我觉得很突然，也觉得受之有愧，感到不安。这是很多人的劳动成果，我只是做了一点雪中送炭工作，即便是2.16米望远镜项目这样重要的科研成果，也是大家的功劳和团队的贡献。当然，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得到认可，我也十分高兴。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事情，我都会尽责去做。
不管在任何时候，踏踏实实做一些技术工作，才是最基本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发展的确是很快，这其中，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经历了很多的探索。
比如说非球面在光学系统中的应用。当年我从前苏联回来时，国内对这方面还不太重视，总认为光学系统里用非球面很难做好，因为加工比较困难。在9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很多人还是认为采用非球面系统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敢碰。当时的921工程里的主要光学系统，对用球面还是非球面专家们争论得很厉害。现在，无论中国或国外，上天的那些望远镜，都是用的非球面。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必须去做，不做就永远跨不出这一步，在这个领域就要落后。我们就是要看准一个方向，不停地去探索。
做工程不能纸上谈兵，推公式不是科研的全部，很多实际问题必须到第一线去了解。因此，我喜欢动手操作来解决实际问题。有时由于缺乏现成的仪器设备，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我就不得不想办法。很多光学加工、检测系统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在工作中我考虑的，不是这个办法在学术上多么深奥，可以写一篇高水平的论文，而是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要去生产第一线。
我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将近70年了。这段时间里科技进步很大，社会环境变化很大，人生价值观也有很大变化。但是对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有一些基本东西是不会变的，我想和年轻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共享，也许是有益的：第一，在选择工作岗位时，不要把经济待遇放在第一位；第二，坚持认真做每一份工作，有始有终；第三，勤于记录，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第四，经常有2-3个科技问题存在脑中，可以随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