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赵文豹曾用物品捐赠仪式”在镇江丹徒的冷遹纪念馆举行，首批捐出的物品有他读过的书籍、使用的物品、当年的文件和相关图片等。赵文豹是丹徒大港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浴血奋战，出生入死，被誉为镇江的传奇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镇江地委委员、丹徒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等职。
近日，记者来到赵文豹的儿子赵南军家中，他向记者讲述了儿女眼中的这位“传奇人物”。
坐标：哈尔滨
第一次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
1949年4月3日，一个婴儿在苏北的某营房内出生。20天后，镇江解放。婴儿随着父亲所在大军过江南下，回到镇江，他被取名为赵南军。他的父亲就是时任镇丹扬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赵文豹。几年后，赵文豹调任至哈尔滨工作，带着全家人举家北上。这段经历，给当时年幼的赵南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我出生后的那几年，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各方面发展百废待兴。1953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区开设了“北满钢厂”，这是苏联在我国非常重要的援建项目之一，我父亲就是到这里，支持援建。
那时候，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非常紧密，父亲在厂期间，吃住都与工人在一起。母亲的工作也很忙碌，我和弟弟便寄宿在幼儿园，每周六放学，我才能领着弟弟回家。当年的哈尔滨在搞工业建设，不少“万人坑”被挖出来后，路边上堆满了数不清的头骨、尸骸。我那时大约5、6岁，每次和弟弟走在回家路上都会经过这些“万人坑”，看到东北大地上这样的惨象，让年幼的我们非常害怕。之后，问了父亲才知道，这些都是当年日本鬼子干的，他们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和抗联，“落后就要挨打”，现在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就更要努力建设，才能将腰杆挺直。我们虽然年纪小，但听了这些话却也开始懵懂地理解父亲忙碌是为了什么，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坐标：北京
自食其力，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
1956年，赵文豹被调至冶金部金属结构总公司任职，一家人从哈尔滨迁往北京。“在北京的短短几年，是我们与父亲相处时间最多，也是最开心、惬意的一段时光。”赵南军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我那时在北京三里河二小读书。到了周末，父亲为了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从不允许我们睡懒觉。而周末的保留“节目”就是去家附近的水闸捞鱼。
早上5点，我们就沿着家门口的一条小河，父亲在前面走，我们一路小跑，大约5公里，来到水闸边。我们看着父亲如何扎铁圈、如何拉网，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就能捞到二三十斤鱼。满载而归的我们，将鱼晒成鱼干，一部分留着自己吃，一部分送给邻居。当时条件不好，这也算相当难得的美味了。每次捞鱼回家，我们几个孩子都累得直叫唤，父亲就教育我们，任何东西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要自食其力，只有付出了才会有回报。
每到过年过节，父亲还会带着我们坐公交去“旅游”，我们去过故宫、八达岭长城、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景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和我们讲与这些景点相关的故事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了解更多的历史和文化。
坐标：南京
我们怎么可以忘本呢？
1958年，赵文豹调回南京，任江苏省冶金局局长、党组书记。全家又跟着他从北京来到南京。“后来的那几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粮食不够吃。”赵南军回忆说，因为太穷、没得吃，在南京的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老家的乡亲来南京投奔赵文豹。赵南军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由于物资匮乏，每个人的吃穿用度都是有定数的，粮食更加不例外。我们日子都过得紧巴巴，更不要说老家的乡亲了。他们知道我父亲到南京工作后，就不断有人过来找他。我父亲呢，只要有人过来，就一定会招待他们在家里住几天，帮他们买好火车票，贴补一些钱和票，才将他们送走。有时，还会帮忙找工作。总之，有什么困难，我父亲总是想尽办法帮忙解决。久而久之，我们家里也变得十分困难，父亲自己的衣裤也是打了多少翻，反复穿。由于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父母亲开始浮肿，脸色发青，父亲尤其严重。
当时，我们几个孩子特别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还会抱怨。父亲听到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说：“当年革命时，这些老家的乡亲们都是用命保护过我们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们。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帮？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人民群众；共产党坐天下，为的还是人民群众。我们怎么可以忘本呢？”
坐标：四川
坚守信念，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在赵南军眼中，父亲是一个尽职尽责、信仰坚定的人。“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工作一直十分忙碌，有时，我们一个月才能见到他一两次。”而1964年的一场车祸和“文革”期间的变故，也让赵南军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向记者回忆起这些特殊的经历：
1964年的一天，父亲与几名同事坐着吉普车去南京一家铁矿，途中出了车祸，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送到医院后，才发现腿骨骨折。经过治疗，父亲只在医院休养了一两天，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而把工作耽误了。由于行动不便，他索性直接住在了办公室。那年，我15岁。白天母亲工作很忙，到了晚上下班才有时间去照顾父亲，我就承担起白天给他送饭的任务。就这样，差不多送了3个月时间。虽然父亲受了伤，但我竟然很欣慰，因为可以天天见到他。
1964年底，我们全家离开南京到了四川。父亲被调任到冶金部西南指挥部，担任政治部主任。父母亲在江油市工作，而我和弟弟妹妹们，则被安排到成都市的一家寄宿中学读书，每到放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
好景不长，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和关押，我们作为子女也被拒绝探视。由于我们太想念父亲，也十分担心他，于是，我带着弟弟妹妹从一个隐蔽的下水道爬过去，躲过门口的守卫，终于与父亲相见。原本坚强的他，看着满身污泥的我们，忍不住流了泪。但他平静下来之后对我们说：“爸爸没有错，爸爸从参加革命开始，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们忍一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直到1973年，父亲被平反。之后，又辗转浙江、江苏任职。我们几个孩子也都陆续长大了，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组织了自己的家庭。与父母亲的相处，大多也是过年过节时候的问候和探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到大，真正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甚至可能还没有普通家庭的孩子一半多，但我们与父亲的感情却非常好，他总是以身作则，教会我们很多。虽然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但是他的教导始终指引着我们的人生道路，我很骄傲能和父亲一起经历幸福与艰难，他是我们一生的榜样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