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慕，苏州城北的千年古镇，因唐代宰相陆贽的墓地在此镇，故名。
在陆慕的一幢普通的老房子里，居住着一位为新中国默默奉献了一生的“张富清”式的老党员、老英雄，苏州市离休干部朱志奎。
1921年2月26日，朱志奎出生在上海青浦，家中世代耕种为农。
“家里苦啊，但是我的外祖父还是送我去读书。”见到朱志奎，已99岁高龄的他记忆却很好，生在水深火热旧社会的他却敢于接触新的思想。
朱志奎回忆说，他的老师石钟鸣对他影响最大，他经常和学生们讲诉亡国奴的痛苦，教他们唱《大路歌》、《船夫曲》等革命歌曲，“哼呀咳咳嗬咳嗬咳，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说着说着，朱志奎不自觉唱起了小时候的抗战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朱志奎加入顾复生领导的青东抗日自卫队，负责地下联络工作，不久便被发展入党。
“一开始我们以药店为联络点，表面上在药店切药片、碾药，其实是秘密传递情报。”朱志奎说，日军在上海横行，就连青浦乡下也也没有放过，烧杀抢掠。
“日本兵是凶恶的！小姑娘要抹上土灶灰出门，日本兵要找花姑娘。日本兵来了真的就是鸡飞狗跳，都拼命逃啊。”朱志奎说，老百姓逃跑，日本兵就拿枪指着手无寸铁的乡民，“晚上看到拿手电筒逃跑的百姓就开枪，他们枪法很准，吧嗒一声，一枪一个，残暴啊！”
日军的暴行激发了朱志奎的斗志，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片土地。
后来，朱志奎离开药房，开起了杂货铺，实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朱志奎化名朱及，联络代号为08，负责传递情报还发展其他进步青年加入地下党。朱志奎和妻子打理杂货铺，卖卖酱油、食盐、香烟等生活用品，而这一身份，也成了他传送情报最好的掩饰。
朱志奎说，地下党员在暗，敌人在明，不暴露组织和其他同志才算保守党的秘密。
1941年，组织上交给他一次交通船只运送任务，送其他同志去苏北、浙东两地工作。他请外祖父邻居夫妻两人帮忙，摸黑夜行，经过大片水稻田埂，跨过大水沟，行至后庄圩，把地下党同志送到船上顺利而去。
人是送走了，但善后工作也很艰巨。当天夜里，送走的同志的家属来找人，天亮后，留言就传开了，有人传那几位同志私奔了，也有说去抗日了。军统听闻后，找家属谈话，并找到了朱志奎。
“那时候军统特务就在我们身边，对我们进行盘查。”朱志奎说，家属知道平时他和那几位离开的同志走得近，常来向他打探消息，他只能借口生病来推脱不见。但还是引起了军统的注意，好在他瘦弱，穿得像农民，躲过了多次军统的盘查。
从事地下党工作12年间，朱志奎严守党的秘密，连老母亲和妻子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母亲是直到解放后，别人看到我父亲穿上了军装才知道他加入革命。”朱志奎的女儿朱丽娟说，父亲从来不和他们提起自己的事情，母亲在世时和她说起父亲经常消失一段时间，有时夜里会带回人来，但他从来不和母亲多讲。
解放后，朱志奎在青浦兵役局工作。1954年，他荣立三等功。
1958年，朱志奎服从党组织安排，在震泽县（吴县的前身）税务局工作。低调的他从不和旁人说起自己的过往丰功伟绩。
文革期间，朱志奎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吴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做着最基层、最辛苦的工作，但他从不喊累。
“这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工作在哪里都一样嘛。”提及往事，乐观的朱志奎说党员就是要以身作则，不能给国家、组织添麻烦。
在女儿朱丽娟的印象中，父亲刻板、倔强，父亲从未为子女走过“门路”。
几个子女，没有一个在朱志奎曾经任职的单位上班。
“我的弟弟原来在民生酒厂上班，经济效益不好下岗了，我妹妹就和我父亲提起他在税务局工作时手下的文书在税务局当了领导。话没说完，他就拍桌子，好几个月不理妹妹。” 朱丽娟说，父亲很生气，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更加要杜绝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情。
在朱志奎的房间，除了他养的花草，大部分都是报纸、书籍。在一个樟木箱里，还藏着老人的军旅生涯中的荣誉——三等功荣誉，三枚共和国勋章。
（朱志奎写下的感悟）
“不是采访，我们都不知道，他都藏起来也不和我们说。”看到父亲的这些勋章，朱丽娟感概万千，搬了十几次家，父亲还有很多证书、勋章都不见了，“他也不在乎，每天还是活的很开心，养花、看党报、看新闻联播和抗战剧。”
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朱志奎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乐观、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来源：看苏州 编辑/郭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