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客（Scott Davis）：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汉学家，翻译家。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上世纪70年代起，长期生活在亚洲。主要学术方向为先秦文学与历史，现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兼任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江苏文库·精华编》编纂团队成员，承担“精华编” 外译协调工作。
戴思客（Scott Davis）是研究先秦典籍的汉学家，他与中国文化的结缘，起于四十多年前，那时候，他还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去年，戴思客受聘于南京大学担任特聘教授，同时兼任《江苏文库·精华编》编纂团队成员。《江苏文库·精华编》是大型文化工程“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一部分，根据计划，《江苏文库·精华编》中的十种文献将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外译协调工作即由戴思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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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戴思客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他的少年时代，正赶上美国的“革命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欣欣向荣，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这种理想化投射进校园，一个相当具体的体现就是，学校主张打破固有的专业限制，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课程，跨系跨专业学习。戴思客听凭自己的喜好，到各个系去听课，浸润在自由的知识氛围里。
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戴思客进入哈佛大学，先后获得东方地域学硕士学位与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戴思客记得，当时的哈佛大学，也鼓励学生打破专业限制跨专业学习，“今天的大学，基本上遵照欧洲19世纪以来的学科分类法，例如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但是也一直存在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分类完全不合理。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在做一个尝试，试图打通所有的人文学科。可惜，这个尝试没能维持多久就失败了。因为毕业生去找工作的时候，别人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学了什么。”
原本不想受专业限制的戴思客，根据自己的喜好，很无奈地选择了一个专业——社会人类学。戴思客在社会人类学系求学期间，正值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执教于该系。张光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与西方考古学界的“架桥人”，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作出了很大贡献。从张光直那里，戴思客了解到了大量中国出土的遗址、文物，那些精美的古代陶器和青铜器，让他沉醉不已。这些神秘的器物和它们背后的中华文化，成了戴思客心心念念的向往。
戴思客把这些向往融进了自己的中文名：“我的中文名，是一位台湾的助教起的。跟我的英文名字谐音，而且包含了我的命运。”戴思客认为，作为一位出身于社会人类学专业的学者，他需要跨区域、跨种族去理解不一样的文化，“这些年，我就一直在到处走，在太平洋两岸来来回回。算起来，在亚洲生活的时间有四十年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客人。回到美国，现在也是一个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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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客以行走和读书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他最为看重的一部书，是中国古代的经典——《易经》。
《易经》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部高深莫测的书，也是一部敬而远之的书。四十年前，戴思客对这部古老的书一见钟情，“那时候，大家念《道德经》念《庄子》，我也念，但我最喜欢的是《易经》。《易经》是我的命。”
戴思客读的《易经》，最初是从德文版翻译来的英文版。为了读懂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他努力学习中文，一个词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每当在《易经》中看到学过的单词，都很兴奋。“我想抓住古代的中国，抓住它的文化和精髓。”这一执着就是一生。四十年来，他坚持用迥异于主流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易经》，以及与它相关的《论语》和《左传》。
“1977年，我第一次念《论语》，读着读着，我发觉有个句子好像念过了。找到了前面那句后，就发现，两者正好距离64章句。我就去书店，买回好几本书，把它剪开，贴在笔记本上。不断地贴，后来又买了《左传》来贴。贴着贴着，我发现，《论语》和《左传》，采用了与《易经》相同的架构。《易经》是由64个卦符组成的，书中的全部卦符顺序是可以查到的，这个序列，在《论语》和《左传》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我从《左传》中摘录了长达74年的文本历史记载，这段历史时间刚好与孔子的个人生平相吻合，我把这个时间序列称为‘K系’，我又把《论语》的每篇文章做了标记顺序，我称它为‘L矩阵’，我寻找编纂者将哪些内容纳入同一个范畴种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正是与《易经》文王卦序有关的信息，将《论语》和《左传》两部文本隐含地联系在一起。”
戴思客熟稔《易经》《论语》《左传》中的每一个句子，能准确说出它们的章节。四十年来，这些优美的文字在他的头脑里不断地排列组合，展示着古老智慧的魅力。他已经出版了相关的英文专著，中文专著也将于这两年出版。可是，他的研究，却并不被大多数汉学家认可。
“沟通是困难的。在台湾的时候，学者并不赞成我的观点，会直接反驳我。大陆的学者比较温和，他们不会接我的话题，会说‘哈哈，我们来吃点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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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现在也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经常有人从哲学的角度去解读《易经》，戴思客极力反对这样。
“200年前，还没有哲学这个词语。哲学是从日本流传来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名词。西方的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是一种探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智慧，远胜于此。哲学这类概念的传入，打乱了中国本来的文化体系，听上去很高深，实际上似是而非。后来传到中国的‘存在’这个概念，也是似是而非。中国古代有‘有’和‘无’的概念，和‘存在’是不一样的。”
戴思客觉得，现在的中国学者和西方的汉学家，都低估了《易经》《论语》《左传》的智慧。“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论语》里面哪一句是错的，要去修改和调整。我完全不赞同这种观点。你如果仔细读文本，了解文本之间的关系，你就会知道，典籍中记载的那时候人们互相之间的婚姻、社会关系、经济往来，都是经过严密精致的设计。《左传》和《论语》就是一种严密精致的模型。哪句在前，哪句在后，古人已经做好了安排，不能随便改。”
“我当然不是现在学术的主流，但是我不会放弃，我已经做了四十年，会继续做下去。我的目标就是把这三个文本妥当地对待。我希望理解中国古人的智慧，并把这种智慧传给世界，帮助世界进步。”
「对话」
我比较喜欢美国的西部
那里接近亚洲
问：最近在读什么书？
戴思客：我现在主要是看自己写的书，一本讲《论语》《易经》和《左传》的书。大概明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出版。我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我最近还在读德勒兹的书，他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活跃的法国哲学家，和德里达同时代，但他的书比德里达的要好。
问：能推荐一本相对简单的哲学书吗？
戴思客：哲学的书都不容易，大部分都读起来很困难。对我来说，通常第一次会花几个月读，看不懂，再后来看，还是看不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看书有一部分是看不懂的。
问：西方的哲学和中国古代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戴思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西方的哲学比较活泼，我说过了，它是对思想的思想，是一种探讨。20世纪的哲学家宣扬中国也有哲学，我认为这非常可惜。中国古代的思想比较接近音乐，比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有一种节奏感。如果我能够抓住中国早期的价值，那就是一种力量。我很喜欢音乐，一种神秘的人类的能力。用人类学来分析古代的社会文化，比如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会有很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中国能够准确理解自己，并能和世界分享古代的智慧，一个理想的世界就会出现。
问：您在南大开过一门关于鲍勃·迪伦的课？
戴思客：是的，就在上个学期，在鲍勃·迪伦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鲍勃·迪伦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与他的时代的关系也很特别，我有幸能够与他同时代。从他的歌词里，可以理解美国这四十年来的文化历程。
问：您出生在美国的南部，您读福克纳的小说吗？
戴思客：我不太读，读不懂。我对美国的南部和北部都不太感兴趣，相对而言，我比较喜欢西部，那里接近亚洲，亚洲有人类的将来。
（来源：江苏文脉微信公众号；编辑/黄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