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姚子健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
这些年《潜伏》《北平无战事》《伪装者》等谍战剧接连热播，不仅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追寻那个激荡年代里的动人往事，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动于那份向死而生的热忱。隐蔽战线中的每一位，都是熠熠生辉的功臣。今年102岁高龄的中央特科战士姚子健，便是千千万万无名战士中的一员 。
周末“度假”，实为传递军事地图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一个开小茶馆的家庭。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服。
那时，同学们大多家境贫困，但渴望学习新知识，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他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在制图班里的印刷专业学习。当年8月，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入了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1938年，姚子健在中共中央香港情报站。
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
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姚一群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地图有多重要？姚一群讲了个例子：“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他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他。
2009年，姚子健（左）在中央特科战友沈安娜（右）家中。
67年后才知道自己的中央特科身份
姚子健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姚子健说。如果不是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的故事可能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的指示下，成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好字，她很快站稳脚跟。1938年5月，沈安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潜伏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深得国民党上司器重。后来她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坚持把开会内容转交给中共。
2001年，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讲隐蔽战线斗争史，讲了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的特科岁月。当时在该单位工作的姚一群听后想：父亲提过舒曰信夫妇的名字，难道父亲和沈安娜是同志？他回家一问，果然如此。姚子健听了也备感惊讶：“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就好了。”
姚一群陪父亲去了沈安娜家。两位同岁老战友和华明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经历。姚子健发现，自己早就见过华明之——他就是亭子间里的“李先生”。姚子健没想到，第二次与华明之相见，已过了60多年。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沈安娜马上向国家某部委报告。姚子健这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姚一群从未说过父亲的事。“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我们就知道父亲是干地下工作的，也没问他具体干了什么。现在再问，他好多事都记不清了。父亲现在每晚都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还挺关心台湾问题。”
2017年7月30日，姚子健观看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他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要我说，这是一次新的长征。长征还没有完。一代代往下走，富国强兵没有止境。道路是曲折的，但光明的前途是大势所趋。”
来源/人民日报（部分内容有删改） 编辑/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