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民国史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
大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10月10日，他被推选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
谈到所从事的历史研究，47岁的张生坦言还没有“彻底成型”，“我也人近半百了，从学术经历讲已经过去一大半，但我还没有彻底成型。在不断地阅读当中，我会产生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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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张生通过《〈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这一研究课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因此近些年，张生主要围绕这一课题项目从事研究写作。
“一边完成研究课题项目，一边看书写作，这成了我们的基本状况。”张生介绍说。
此前，张生从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
“当时，张宪文（张生老师）先生从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拿来一个项目——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他认为关于那段惨痛的历史，南京的学者更加有责任研究起来。”
于是，原本研究民国史的张生，从2002年起开始真正介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他多次赴境外寻访历史的见证，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担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本）副主编。其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卷于2012年出版。他曾表示，“世界近代史上，很少有一个事件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事发当时举世震惊，却在此后的岁月里长时间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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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张生参加高考时，最想读的其实是地理专业，“我地理好，老师一讲就懂，我高考考得也不错。”
不过当年的高考政策是文科生可以考地理学科但不允许报地理专业。于是，张生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文科生熟悉的领域——历史专业。
历史作为长线学科，浸淫其间令他过瘾。因为历史满足了他“对知识的追求，对智慧的追求，对审美的追求”，对观察社会解锁社会也很有帮助。用张生的话说，“一些过去关心的事情，如学历史就业面窄，挣得没人家多，没人家光鲜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读史都能释然。”
张生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民国史。对于出现的所谓“民国热”，他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民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民国所出的大师也并不多。尤其是民国的经济，那真是糟糕透了。所谓美好只是大家一个虚幻的印象。”
近年来，微信公众号出现了大量对民国时期进行描绘的文章，在张生看来，“其实作者们对这个时代并不了解，很多微信文章都是写作者臆造出来的幻觉。”
张生对这类标题党性质的公众号文章也表达了个人看法，“微信上有很多商业行为，为了吸引阅读量，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让你震惊一下就好像过意不去。我们也能理解，但这种东西对于做严肃历史的人来讲，并不能去倡导。作为学院派，我们就是尽作为历史学人的本分，历史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替它夸大也不要替它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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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张生在中组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的推动下，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五指山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张生坦言，任职这一年对他影响很大，“从事行政工作让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爱书的他自然把书也带过去了，“在山清水秀之处看书，置身的历史场景感觉也很不一样。”
如今又成了南京大学校园里的“张教授”，张生坦言“回来之后有一个感触是很大的，觉得确实有必要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开展历史研究。”
在张生看来，自己所从事的这门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作为教授，他特别擅长通过举例来进行讲解，“比如我的研究课题如果要进步，我就得去念书。我念社会学的书，我念医学的书，我念心理学的书，我念政治学的书。对于资料，我们总说想办法穷尽，但我们知道真正穷尽其实很困难，只能无限接近于穷尽。我从不担心我的话题会研究不下去，换个角度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张生的历史研究依然在路上，“我已近半百了，从学术经历讲已过去一大半，但我还没有彻底成型。在不断地阅读当中，我会产生新的想法。历史研究下面还会看到什么，我还在努力。但有一点是确信的，就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境界。”
对话
记者：您怎么看抗日神剧？
张生：中国在历史上受日本祸害非常多，我们也理解为什么要去嘲笑它。但抗日神剧把这件事搞得滑稽了，人们都搞不清楚这是一段什么历史。这就说明过犹不及。抗日神剧非常有害，是不健康的。大家都知道打得不容易，惨胜，但惨胜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真实的历史在哪里呢？抗战胜得很不容易，如果手都能撕鬼子，游击队员弹无虚发，那抗战怎么可能打八年呢？
记者：您有读书计划吗？
张生：古人有句话我们其实领会很浅，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能做到，古人的书是线装书，一万卷没多少，也就是几千册而已。但行万里路太难了，它其实是跟你的阅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很多东西经过行万里路你就跟它对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