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仁宗赵祯，关于他最大的八卦大概是“狸猫换太子”的传闻，但在这个故事中，一直以来，男一号却是包拯，他是妥妥的背景板，随着影视剧《清平乐》的播出，仁宗终于从多年的配角熬成男主，为观众开启一个“群星璀璨”、“绝无仅有”的时代。
被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背诵+默写全文天团”：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文学巨擘，吕夷简、晏殊、范仲淹、狄青、文彦博、富弼、包拯等名相名臣，周敦颐、程颢、张载等思想家，沈括、苏颂、毕昇等科学家均出自这个时代。
招揽“卧龙”、“凤雏”的刘备往往被现代人誉为“史上最牛HR总监”，但是与仁宗比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苏轼曾评价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辅佐帝王的重臣），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英宗、神宗、哲宗）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天下才俊皆入门下
为了纠正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和武将专权带来的危害，宋太祖实施“右文抑武”的国策，经历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的积累，到了仁宗时代，已是硕果累累。
唐代科举规模很小，每科也只取几人、十几人，最多不过二三十人，即使这样，还可以公开走后门，被举荐。当时有个专有名词叫“干谒”，指考前托关系找权贵，请求主考老师录取。
宋代格外重视科举，采取措施防止徇私舞弊，经过摸索，形成了一整套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无论是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均有机会出入庙堂。
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是整个科举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一次，被誉“千年科举第一榜”。
这一科礼部省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主考官欧阳修非常欣赏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但因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判苏轼为第二名。后来的殿试，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皆进士及第。这一年曾巩与其弟曾布一起，也都考中了进士。唐宋八大家，这一科就占了五位。
还有两个位思想家，一位叫程颢，他开创的理学思想与朱熹的学说并称“程朱理学”；另一位叫张载，他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彰显了宋代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
这一科的吕惠卿、章惇、王韶、林希等9人后来成为宰相，共 24人在《宋史》里有传。
唾沫星里的政治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在这样开明和宽松的环境里，士大夫们更看重他们心中的正义，不唯上，不逃避，虽然偏激，但依然可敬。
包拯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脸特别黑，又高又壮，被认为是魁星下凡，但历史上真正的他白皙清秀，个子也不高，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那一年的科举也很有名，状元王晓臣、榜眼韩琦、探花赵概，以及吴育、文彦博等，都曾拜相，被称为“宰执榜”，不管是考试还是官职，他在这一科考生中皆不突出。不过，他确实如故事中所描述的——耿直、公正，不畏强权，敢跟皇帝叫板。
张贵妃是仁宗的宠妃，她的亲属自然会受到眷顾，其伯父张尧佐，仕途通达，先后加官为龙图阁直学士、端明殿学士、三司使，这引起了包拯在内的谏官们的不满，认为张尧佐平庸无能，而且历朝历代外戚专权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能胜任三司使这样的要职。
为了避免朝廷鸡犬不宁，仁宗免去了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改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等闲差虚职。
谏官们仍然不满，要跟仁宗展开庭辩，仁宗不愿妥协，起身要走，包拯干脆上前拽住仁宗的衣襟，大声地给皇帝上政治课，说到激动处，唾沫横飞，喷了仁宗一脸。
仁宗狼狈地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汝只知要宣徽南院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最终，张尧佐的“四使”减掉两个，只宣布任命为淮康节度使和群牧制置使。
千古第一仁君
虽然大臣们一再苛求仁宗，但他一再隐忍和包容，《宋史》评价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仁宗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百姓哭得涕泗横流还能理解，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属凤毛麟角。
仁宗虽然没有太祖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仁宗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因为宋朝党争很激烈，官员被贬的事情时有发生，仁宗仍然善待这些官员，把他们外放到富庶之地，如青州、扬州、邓州、颍州等。仁宗亲政之前、去世之后，这些官员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比如寇准被贬雷州，苏轼被贬儋州，都是蛮荒不毛之地。
仁宗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商业发达、科技飞跃，虽不及汉代“明犯强汉者，虽然必诛”的凌云气概，也没有大唐万国来朝的恢弘气度，却有着前朝远远不及的绝世繁华。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冬梅认为：“如果皇帝制度不改，儒家政治不变，能够做到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宋仁宗时代。”
（我苏文化专稿 文/五柳 参考： 《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宋仁宗赵祯》、纪录片《中国通史》、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