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4日），明妮·魏特琳离开我们81年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史实展区魏特琳塑像旁举办悼念活动，表达对她的缅怀与敬意。
85年前，她曾有机会离开战乱中的南京，她为什么选择留下？怀着这个疑问，我们翻开她当年的日记，从字里行间找寻答案。
责任和使命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南京的上空阴云笼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往日的宁静祥和被紧张与不安所取代。
魏特琳多次在日记中提起，美国大使馆曾先后好几次力劝她撤离南京，可她却认为自己应该留守校园，担起责任和使命，保护她的“孩子们”。
魏特琳女士（前排左四）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摘自《魏特琳日记》：
【1937.8.27】晚上九点，美国大使馆的信使送来了一封信，他们要求所有男人和妇女撤退……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四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1937.9.4】他们两次告诫我们离开，又两次敦促我们离开，但他们似乎每一次都理解我们肩负的责任，这一责任使得我们很难撤离。
【1937.9.20】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1937.11.17】这是美国大使馆问过每一个美国公民的两个问题 。第一，现在你能撤离吗，或者你认为现在走不开？第二，如果南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愿意到美国大使馆的防空洞来躲避吗？我们的回答是同意。万一形势变得非常排外，我们在这里将会危及到我们教会的同事，我们当然会离开。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些特定的人有帮助的话，我们希望和他们在一起。
【1937.11.28】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呆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虽然 ，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惟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1937.12.4】大使馆发来紧急通知，要我们在接到通知后几小时内做好撤离的准备。尽管我不打算走，但我很高兴接到这些通知，因为这有助于使我了解局势的最新进展。
艰难的守护
在侵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想要保护这么多的妇女和儿童，谈何容易！
美国教会学校、安全区等这些身份根本挡不住兽性的侵华日军，他们几乎每天成批地前来，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也正是在如此处境下，魏特琳用她仅有的“影响力”艰难地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儿童
摘自《魏特琳日记》：
【1937.12.15】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晚上六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1937.12.16】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12.17】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1937.12.18】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
【1937.12.19】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五三八号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
【1938.1.21】昨晚，在安全区内的二条巷，日本兵四次闯入王先生的亲戚家，他们想去抓一个小姑娘，但她逃走了。另外三次，他们抢了一些小东西。你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妇女们回家。
【1938.2.8】一个工人来告诉我，南山上有日本兵。我急忙穿上外衣和球鞋赶去，发现一个日本兵和一个姑娘在伊娃家平房的后面。我试图弄清他的番号，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命令他离开。他目光凶狠地盯着我，但还是走了。后来，那位姑娘说，她和四名姑娘在学校南面围墙附近的池塘边洗衣服，那四名姑娘逃走了，而她被抓住。日本兵用刺刀对着她，并划破她的衣服。无奈之下，她不情愿地解开了纽扣，正在这时，我出现了。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抓住他的刺刀。
短暂的温馨时光
在留守南京的日子里，魏特琳与南京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时常邀请周围的邻居和孩子们参加聚会，试图为他们带来些许安慰。
避难期间，难民们也会帮助魏特琳维护管理难民营，共同守护家园。
摘自《魏特琳日记》：
【1937.9.19】上午十点三十分～十二点。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下午一点三十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两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
【1937.10.13】由于上海分校的师生送给我一篮子苹果，我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我邀请了我们的女职员、程夫人和她的儿媳以及可爱的孙子们、乔伊·史密斯和神学院的一名女生。大多数人立刻就到了，而且来的人比我预料的还要多……我们的聚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是以自然的方式结束——警报响了……实际上，我们在地下室继续我们的聚会，因为我们和孩子玩得很开心。
【1938.1.19】在南画室，大约有一百七十位从中央楼挑选出来的妇女参加了布道会。王小姐教她们唱歌，保罗·唐先生进行了布道……与此同时，我们还为科学楼内九至十四岁的孩子们举行了布道会，大约来了一百五十个孩子。在他们学唱第一句赞美诗“这是上帝的世界”时，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喜欢薛小姐讲的故事。举行这些布道会的时机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
【1938.1.25】长老会的福音传播人吴爱德，是这儿一个知恩图报和快乐的难民，她今天上午为二十个姑娘开了一个语音班，下午又到祈祷会帮忙。
【1938.2.18】圣经班将在下个星期开学。有六百四十六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想加入我们的班。南京现在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雷切尔·王小姐将负责这一工作，我们的三位难民将协助这项工作。明德中学毕业的杨小姐和吴小姐将教课。玛丽上午到难民所，鼓励儿童服用鱼肝油和牛奶，程夫人负责我们学校难民所的分发工作，三位女难民当她的帮手。
【1938.4.15】在大礼堂有五百多名妇女聚集在一起，为受难节做祈祷……那四个盲姑娘难民唱了一支特别的歌。这像是一个奇迹，在这些悲哀而烦恼的日子里，她们能够把这生活的气息带给了这么多人。
然而，温馨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长期在恐怖和极大压力的环境下工作使得魏特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0年春天，魏特琳精神崩溃。
不久，魏特琳离开南京，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1年5月14日，她告别了这个世界，最终，也没能见证日军的投降……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不忘中国人民：“如果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
如今南京师范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内，一片郁郁葱葱的浓荫下，魏特琳女士的铜像静静矗立，她微笑面向来往的人们，铜像下的碑上刻着醒目的四个汉字：金陵永生，和她在美国墓碑上的字一样。
感恩您所做的一切，南京从未忘记。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