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江南人文情怀的鲜活表达

　　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和中国的戏曲，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国的戏曲种类多达三百余种，而昆曲是中国最早的剧种之一，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四大艺术之一。

　　最早启用“戏曲”这一名词的是宋代的刘埙（1240-1319），在《词人吴用章传》中，他首次提出了“永嘉戏曲”的概念。“永嘉戏曲”也称“南戏”，最初流行于浙江温州和福建一带，故此得名。1913年问世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戏曲研究的经典著述。

　　和小说一样，戏曲也诞生于民间。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载，温州乐清县有个叫祖杰的恶霸和尚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乡人愤而将其告官。但祖杰却行贿官府，非但未受惩罚，原告反被治罪下狱。忿忿不平的民间艺人将此故事编成戏文，演出于街头巷陌。最后，官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得将恶霸和尚治了罪。可见，从一开始戏剧就是百姓们表达情感与诉求的鲜活方式。

　　元代，是中国戏剧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时期，文化艺术却长足发展，这似乎是一个异数。那么，原因为何？

　　蒙古灭金之后，废止了科举考试。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子丧失了入仕机会，社会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郑思肖的《所南集 心史》说：“鞑法（元朝法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将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仅次于乞丐，这样不堪的身份坠落，一方面使知识分子获得了接触底层社会的机缘，另一方面，也让无缘入仕的他们在庙堂之外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另一方天地。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在被官场抛弃的孤寂悲凉心态下，文人才子们只能将一腔才情宣泄于戏曲创作之中。《南吕·一枝花》中，汤显祖刻画的那位“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就颇有当时士人“破罐子破摔”的桀骜悲凉心态：“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在“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的娴熟技艺中，在“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的自我标榜中，又有多少文人的愤懑、无奈与闲愁！

　　由于文人的演绎和参与，以及流行于园林中的雅集活动，元杂剧逐渐演变为一种成熟的舞台艺术形式，成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艺术样式，而得以与唐诗、宋词同享美名。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马致远的《汉宫秋》《荐福碑》，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纪君祥《赵氏孤儿》，高文秀的《渑池会》等一大批优秀剧作，共同织就了那个时代绚丽多彩的戏剧图景。

　　《窦娥冤》剧照

　　大批文人的加盟，使得诗词、歌唱、对白、音乐、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融入戏剧，极大推动了元代戏曲的发展。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角色配合，各种艺术元素的介入，不仅标志着元杂剧的成熟，也显示了元代戏曲上承宋元、下开明清的文学史价值。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戏剧融合歌舞、表演、诗词、说故事等艺术于一体，推动舞台艺术进入了一个多元融合的新时代。

　　《梧桐雨》剧照

　　那是中国历史上怎样辉煌的一个戏曲时代！据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元杂剧就多达300多部，而在戏剧研究专家钱南扬笔下所列举的宋、元南戏也有167本。南戏与杂剧，辉耀南北两岸，共同织就了一张繁盛灿烂的戏剧艺术图谱。

　　相比北方杂剧“四幕一楔”、“一宫到底”的严谨一律，南方的曲文则显得较为自由，词牌、文风和曲调都无需严格谨守韵律，形式更为多样，风格也趋于柔婉。在这段《诗酒红梨花》中，还创造了北方杂剧所没有的二人合唱：

　　宋、元时代，南戏多为小曲俚歌杂合而成，无论用韵还是造曲，大多来自民间“顺口可歌”，并无固定的宫调。南戏初期，用韵造曲都比较自由，所谓“顺口可歌”，正说明了南戏源于民间、娱乐大众的特色。至元明，因为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子的参与创作，遣词用句遂变得考究，曲谱、音韵日益严明整饬，才有了所谓“南宫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