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9日清晨7时许，在伪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颐和路34号的豪华宅院门前，传来一阵阵急促的砸门声，公馆的主人正是大汉奸、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砸门的这群人，是日本宪兵队便衣，他们进入公馆强行搜查，从里边带走了一位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这个人名叫汪锦元。
汪锦元有着特殊的身份，他是汪精卫的随从兼日文秘书，平日恭谦有礼、办事认真，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信任。日本宪兵队强行从公馆里抓走汪锦元，汪精卫极为震怒，然而随后他从日本人那里得知，汪锦元是潜伏在他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还是当时轰动世界的佐尔格赤色国际间谍案的“中国同案犯”，这让汪精卫大为震惊。
汪锦元原名汪国梁，籍贯江苏苏州，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汪锦元从小在日本求学生活，对日本歧视凌辱中国人有着切身的体会。
1929年，20岁的汪锦元回到上海，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者，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1936年12月，汪锦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汪锦元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后来又潜伏进了伪国际问题研究所，由于汪锦元有一半的日本血统、日语娴熟、办事认真，深得上司赏识。1940年9月汪锦元成为汪精卫的随从兼日文秘书，住进了汪公馆，成为中共潜伏在汪伪政权最核心的情报员之一。
1941年9月，汪精卫接待了一个日本秘使，汪锦元作为日语翻译全程参加了会谈，在会谈中，秘使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汪锦元记在了心中，他说：“大日本军部已经做出判断，今年暂停对苏联作战。”汪锦元知道，日本军部对于北进还是南下一直争论不休，1938年至1939年连续两次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张鼓峰、诺门罕发动军事冲突，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日本停止北进，就意味着要南下太平洋和美国宣战，战争格局就要发生重大变化。
伪参谋本部每天都会给汪精卫送军情汇编，汪锦元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抽取其中的秘密文件查看，发现驻扎在旅顺、上海等军港的日本舰队，大批驶回日本，但仅凭这点信息，还不足以判断日本要对美国作战。汪锦元又给伪交通部打了一通电话，以汪精卫准备坐专列出行为由，让伪交通部把近期铁路调度计划表拿过来。汪锦元发现，列车调度计划中，由北向南调度的日本军列数量明显上升，大量东北、华北日军通过铁路向南方调动。
汪锦元综合以上情报判断，日本将要在太平洋方向对美国开战。他意识到这个情报极其重要，必须要立即报送延安。深思熟虑之后，他安排了一个年轻记忆力好的交通员，让他背熟情报，然后搭乘火车前往上海。交通员在火车上，一路假装瞌睡，心里却不停的默念，熟记情报内容，到达上海之后，将情报通过地下电台送达延安，对党中央掌握日军动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印证了汪锦元的判断。汪锦元和南京情报组的情报工作卓有成效，获得周恩来的高度称赞。
正当汪锦元默默潜伏，源源不断为延安密送重要情报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老巢东京，惊爆出一个轰动世界的间谍大案：佐尔格赤色国际间谍案。1941年1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
佐尔格的被捕，牵连出了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1942年8月，日本宪兵顺藤摸瓜，从日本一直追查到南京，南京情报组的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被捕押往日本受审。
在东京巢鸭监狱，汪锦元、李德生等人被严刑拷打，受尽虐待。
由于始终查不到汪锦元等人和佐尔格案的关联，1943年4月，日本人把汪锦元押回南京关押。抗战胜利前夕，经党组织设法营救，汪锦元获释，随即奔赴淮南抗日根据地投入阔别已久党的怀抱。
1945年9月，汪锦元再次被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直至上海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