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来到新疆伊犁，追寻扬州名人在伊犁的足迹，自然是扬州援疆人的心中情结。咱们扬州姑娘——汉家公主刘细君是有史可稽的远嫁伊犁的第一人。而此后，又有哪些扬州籍的名人来过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印迹呢？我们去图书馆查询，向当地人打听，却所获寥寥。不经意间，编者读到了汪曾祺的散文《伊犁河》，文中谈到了尼勒克的唐布拉，说起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人，聊到了霍城的伊犁将军府，传达出汪老对伊犁的眷眷之情。汪曾祺，这位从扬州高邮走出的当代著名作家，他是什么时候来过伊犁，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几番寻找，看到了伊犁作家毕亮几年前写的《行色匆匆——汪曾祺的伊犁行》一文，他搜集整理了当时同行人士的回忆文章，用细腻的笔触详细记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与几位同行作家在伊犁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感谢作者毕亮，将此文提供给我们转发，以飨热爱汪老的扬州读者们。
行色匆匆——汪曾祺的伊犁行
汪曾祺一生去过很多地方，1993年9月8日在一篇《自序·我的世界》中说：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汪曾祺全集》第六卷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新疆、伊犁也是汪曾祺过眼烟云中一缕。因为喜欢读汪先生的文章，恰好又生活在伊犁，平时读书时就比较关注，发现关于汪曾祺的一些研究中，有关此次新疆之行，提到的不多。笔者就见到的资料，试做阐述。
汪曾祺这次到新疆，是和老朋友林斤澜、邓友梅一起。一路上的情况，走得比较辛苦，也不算顺利。汪曾祺在1982年9月22日起写于兰州的新疆行散文《天山行色》中涉及很少。倒是多年后，同行的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提到此行，才让我们有所了解：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 《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 这一路走得很艰苦。
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
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 ,你给好好看着点！”
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
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作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
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邓友梅，《再说汪曾祺》，见《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林斤澜文章中提到的“《伊犁文艺》”，应该是伊犁州文联主办的《伊犁河》杂志，至于“资深编辑”，当是杂志主编郭从远。三十多年后，定居海南的郭从远在文章《那一年，那一年……》中也谈到汪曾祺等人的伊犁行：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善，放纵了恶，此话有理。那一年，邓友梅、汪曾祺和林斤澜三位老作家来伊犁采访，我们请他们给伊犁的文学青年们上了一课，十分精彩。
后来，我陪他们去尼勒克采风。他们是某部队接待的，还给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这给文联减少了很大的负担。可是没想到那位开车的小爷们这么难伺候，别说他军纪不整，就是那副老爷架势倒成了不是他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服务，反而是客人们伺候他老人家。
从伊宁市出发，到墩麻扎这不长的路程，他的车就抛了好几次锚。常常是车轮胎没气了，他就让我们给车打气。我打也就罢了，他要客人们也打。三位作家年纪都大了，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可又没有办法。你得罪了他，他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我们摆在公路边、荒滩上。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忍着熬着总算到了尼勒克，到了唐布拉。临近回了，他突然提出要先回伊犁办事让我们在一个小镇上等他。
忍无可忍，矛盾爆发。我在和他大干一仗之后，他提出车况有问题，只能载三个客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载我了。三个作家跟他说了很多好话，他都不听。我对三位作家说，我只能坐班车回去了，你们一路上千万要照顾好自己。
邓友梅回到内地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戈壁滩》，就写了这次旅途上的事，写了文革对美好人性的摧残。（郭从远，《那一年，那一年……》，见《伊犁河》（汉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庆专辑”）
郭从远生于1942年，接待汪曾祺一行时正好四十岁。文章中提到的“唐布拉”，就是汪曾祺《天山行色》中写到的“唐巴拉”。他们在尼勒克时，曾和尼勒克县委书记等人有过合影，2013年第1期《伊犁河》（汉文版）封三的“伊犁文学记忆”上发表了这张合影，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分别坐在前排左一、左二、左四，郭从远站在后排左四。这也是我看到的第二张汪曾祺在伊犁的合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作家汪曾祺一行访问伊犁。
前排左起：邓友梅、汪曾祺、尼勒克县委书记刘澄、林斤澜，后排：张雅荪（左3）、郭从远（左4）
第一张是汪先生一行在察布查尔时和接待人员的合影，是从察布查尔县老作家谢善智那里看到的。后来我请谢老师写了篇回忆性的短文随照片一起编发在《伊犁晚报》副刊上了。
原载《伊犁晚报》2010年3月19日B9版。拍摄地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文工团驻地，照片前排左二为林斤澜，第二排左二戴墨镜者为邓友梅，旁边戴宽沿帽者为汪曾祺，右侧为李志，第二排左一是谢善智，后排左一是郭从远，其余的都是察布查尔县陪同人员和县文工团工作人员（谢善智供照）
汪曾祺一行到伊犁，给当时的伊犁文学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谢善智外，伊犁史地专家赖洪波老先生在《又见丁香花开时——伊犁文苑60年的人与事》对汪曾祺在伊犁也专门作了记录：
1982年夏，北京老作家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结伴来伊犁。《伊犁河》编辑部在当年州邮电局小楼会议室召开一个文友座谈会。三位老作家都颇为矜持，说话慢斯条理，一派阅尽人间风景的气派！
他们的讲话，当年《伊犁河》第4期以《作家三人谈》刊出。当晚，郭从远主编在绿洲饭店接风，三位长者似乎放松了许多，汪曾祺能饮，对伊犁大曲极为赞赏，连声说：“好酒，好酒！”对菜肴“四川豆酱蒸豆腐”一味，啧啧称赞，连连举箸，感慨地说：“这种豆腐，还是抗战时在昆明吃过啊！”看得出，汪老是个老牌食货。（赖洪波，《又见丁香花开时——伊犁文苑60年的人与事》，见《伊犁河》（汉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庆专辑”）
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三人的讲座，经记录整理刊发在当年的《伊犁河》第4期（当时为季刊，现在为双月刊）上。发表出来，汪曾祺的讲座题目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后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
关于汪曾祺的新疆行，《汪曾祺全集》附录一《汪曾祺年表》中只字未提，汪曾祺研究专家陆建华在《汪曾祺年谱》（见《文教资料》1997年第4期）中也未提及。但在伊犁文学界的影响，至今还有余音。2009年我做《伊犁河》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专题，采访过不少本地的老作家，就听许多人提起，尤其他们三人在伊犁的文学讲座，多年后提起来还津津乐道。
如果没有邓友梅、郭从远的文章，汪曾祺随遇而安惯了，对一切看得比较淡，仅从汪曾祺的文章中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这一路上的“艰苦”。应该说除了这些插曲外，边疆的人文风情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多次在文章中都有提及。
前面提到的《天山行色》（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在汪曾祺的游记散文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名文。除此之外，收在《全集》第六卷中的《手把肉》、《手把羊肉》结尾都写到在唐巴拉牧场吃哈萨克手抓羊肉的情景，汪曾祺观察得很细，写得也很细，可见印象之深。顺带说一句，汪先生写的“下面是面，上面是肉”正是哈萨克族传统美食“纳仁”。
另外，还有写于1994年的《大地》中专门一节《祈祷》写的是从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时的见闻（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写现代诗不多的汪先生，在全集中收了《赛里木》、《吐鲁番的联想》等两首新疆题材的诗歌（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
汪曾祺在作文、美食之外，还喜欢“书画自娱”，汪曾祺后人自费印制的《汪曾祺书画集》我在新疆自是无缘见到，但也曾偶然发现两幅和伊犁有关的美术作品，均见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与画》中：
一幅是作于1992年的《蓼花无穗不垂头》，汪先生在题画上写道：“昔在伊犁见伊犁河边长蓼花，甚喜。喜伊犁亦有蓼花，喜伊犁有水也。我到伊犁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年矣 曾祺记”（见《文与画》10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另一幅作于1996年，原画无题，却有一段关于伊犁的题画为：“林则徐充军伊犁，后赦归至河南，督治河工，离伊犁时有诗句云：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此画伊犁河所见。我到新疆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四年矣。 一九九六年秋 曾祺记”（见《文与画》17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需要说明的是，汪老的此题画有误处，林则徐在河南督治河工是在充军伊犁之前，而不是“后赦归至河南，督治河工”，此诗句也不是“离伊犁时”所作。
为了想看看汪老是否还有其他关于伊犁的书画，托请天津《散文》编辑部张森先生代为查阅《汪曾祺书画集》，结果也只有上面提到的两幅。
时隔十四年后，距离生命倒计时还不足一年之际，书画自娱还不忘当年去过的伊犁，可见汪先生对曾经偶然去过的伊犁还是常常怀念的，至于一路上吃过的苦、受的委屈，大概忘了吧，或许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写于2015年2月15日、16日，伊宁市
作者简介：
毕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签约作家。2011年入选新疆新生代十佳作家。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现供职于《伊犁河》汉文编辑部，本文收录于作者今年4月出版的散文集《如见草花-读汪曾祺》。
（作者：毕亮 编辑：李晓明 叶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