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运河钞关:见证一城芳华600年

2020年03月20日 22:49:11 | 来源: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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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不光彩的是,朱棣1399年发起历时4年的“靖难之役”,从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了皇位。

  兵败后,仅仅做皇帝4年的朱允炆下落成谜。因此,有一少部分专家猜测,朱允炆逃出南京后,辗转泉州,流落至海外。朱棣即位后,派郑和下西洋,其中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便是寻找朱允 。

  同时,朱棣还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沿海尽封,废除海运,旨在防止侄子从海上归来。于是,隋唐以来的京杭大运河重新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沿线一座默默无闻千年的小县城——临清紧紧地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顺势开启一段长达近600年的繁盛。

  临清,因运河而兴。

  其间,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疏通了会通河,拉直了京杭大运河,比隋代缩短了900多公里。于是,南来北往的漕船、商船纷纷改道大运河,一举让临清成为运河上的咽喉之地。

  明朝中期,临清成为全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那时,若有人说临清是“小天津”,临清人肯定百般不情愿。那时,天津还是个不出名的小商埠,兴许会以“小临清”而自豪。

  正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明朝也有“爷爷开河,孙子收税”。1426年,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德皇帝。明宣德四年(1429年),户部(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开始在临清设榷税分司,即临清钞关,旨在对过往运河的船只征税。

  钞关,本是税关。明朝初年,白银不允许直接交易,包括缴税也只能用纸钞。所以,税关即钞关。

  临清钞关也因运河而兴。到明朝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已经位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其中,万历六年(1478年),征税83200两。而当年山东一省税收仅8860两,仅比临清钞关的1/10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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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万千,世事无常。

  临清钞关设立400年后,大运河再次迎来转折,只是这次是走向衰落。清朝道光、咸丰之后,政治腐败,经济困乏,水利失修,大运河的运力大大下降。道光四年(1824年)冬,黄河决堤,淤积导致大运河通航阻塞。第二年,清政府开始雇用商船海运漕粮。其后,河运、海运并存70年,直至河运被取代。

  到清末民初,随着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大运河进一步被边缘化。1930年,临清钞关最终关闭。临清钞关历经500年风风雨雨,是大运河上开设最早、关闭最晚、征税数额最大、国内现存的唯一运河钞关,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兴衰。

  2001年,临清钞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跟着临清钞关,去重温一段历史,去追寻一个梦想,去了解一些人和故事。

  

  因水而兴的“临清仓”

  悠悠大运河上载来苏杭米粮

  历史上,无论是临清的兴衰,还是临清钞关的兴衰,都与大运河的兴衰密切相连。所以,我们就先从大运河说起。

  南北大运河始建于隋炀帝,但短命的隋朝受益甚少,唐朝时才大受其益。因此,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意思是,加速隋朝灭亡的这条河,对后世意义重大,可谓是“弊在当今,利在千秋”。有学者评价隋炀帝“不仁而有功也”,肯定了大运河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历史价值。

  其实,隋唐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并不在北方。纵使大运河上有很大的漕运空间,但偏安于运河沿线北部的临清,依然默默无闻。

  短命的隋朝之后数百年,先后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宋金辽等朝代更替,直到历史的车轮驶到元朝,临清才迎来转机。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中国政治版图的中心,由中原移向北方。

  此时,经济中心依然在江浙一带。江浙苏杭的粮米等,需要向北方转运。所以,原以隋朝都城洛阳为中心的运河,已经不能满足北上运输的需求,开通新的运河迫在眉睫。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礼部尚书张孔孙等开通南起须城县(今东平县),北抵临清御河的新运河,由寿张西北经聊城达临清,上接济州河,引汶水北流入河济运,直通御河。这段新运河,直接将原来绕道洛阳的大运河拉直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杭大运河。这段长达250里的新运河,被称为会通河,自魏湾镇入临清境,至与卫河交汇处总计69里。

  从此,位于汶、卫交汇处的临清地理位置大为改观。此时,元朝的南北运输,仍以海运为主,临清发展仍然较缓慢,但临清在地势上已经占得先机:会通河开通后,济宁居于咽喉,而临清位于腰冲。

  会通河开通之初,还在天津直沽设置“临清万户府”,每年春秋两季往元大都转输漕粮。其辖区往北涵盖了今天的天津。临清万户府,是历史上在临清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

  那么,临清万户府是个什么机构呢?其为枢密院直属机构。唐至元代,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可以说,在元代,临清万户府的权力,比今天的直辖市都大。直至元朝灭亡(1368年),临清万户府一共存在了79年。临清万户府的设立,成为元代罢海运、兴漕运的历史标志。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临清北通京师,南控江淮,在军事、交通等方面均居重要地位,因此明清时期,政府为储存转运漕粮,在这里修仓储粮。

  明初,朱元璋命徐达、常玉春在临清建立了三座粮仓。因此,有“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一说,最初临清是从一座皇家储粮基地而兴盛的。临清三仓都建于临清砖城未建时。建城后,仓在城内,竟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

  临清真正因为运河而迎来发展契机,是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正如前文所述,朱棣是夺取了亲侄子朱允炆的皇位而登基的。朱允炆被传流落至海外,致使朱棣不惜财力强化海防,甚至废除了海运,以防备侄子从海上卷土归来。

  这样,京杭大运河便成为江南的物资财富与北京的政治中心相连接的纽带。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打通南北水运航道,加速漕粮北运,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下令疏修明洪武二十四年阻塞的会通河。永乐十三年,运河疏浚工程完成,大运河开始畅通无阻,从此漕粮均由运河运往北京。至此,海、陆两条漕粮运输线全部废除。

  到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德年间,明朝再次增造临清仓,能盛放300万石漕粮。而当时京杭大运河漕粮年运输总额为400万石,临清仓储转漕粮占据四分之三。

  到康熙四年(1665年),临清仓储归并临清地方官管理。康熙八年(1669年)又归并于榷税分司(即钞关)。

  

  为抑商而建的临清钞关

  北方最大商业都会贡献全国1/4税收

  朱棣重新疏通会通河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陆要冲,临清也随之成为漕舟必经之地,商品经济迅速繁荣。据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临清晋入全国33座有名的商业城市之列。

  到明朝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临清进入鼎盛期,其繁华程度,不仅大大超过与其平级的州城,也超过府城,甚至在北方的省城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成为当时名闻全国的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

  到明末,临清城有百万人口,其中土著人约10万,堪称是超级商业大都会。在明末15大城市中,临清排在第十二位。

  据记载,明代临清城内店铺的数量至少在六百家之上,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作坊店铺、市集商贩,临清极盛时期的大小商业店铺当超过千家。这时的临清,不仅是地方市场的中心,而且也和全国各地区域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结南北各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城市,“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可见,临清当时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均异常发达。

  清代临清商业的发展超过了明代,原有的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南北货的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明代。

  到清朝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食店铺多达百余家,年交易量达500万至1000万石之多,成为山东乃至华北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

  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不受待见。重农抑商的思想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明清时期也不例外。

  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尤其如此。他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意思是说,要通过征税,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在他一手疏通的京杭大运河上,征税关卡林立:“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止90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

  这就有了临清运河钞关。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按陈济上疏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大运河沿线城市),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意思是说,在这些地方,往来都城的商品比以前多了几倍,应该派遣专人进行监督,按年进行定额纳税。

  朱棣采纳了这个意见。但到其孙子朱瞻基继位后,随着军费及皇室费用的增加,明朝宣德四年开始设钞关征税。于是,千里大运河上共设了七处钞关,从南往北依次为:杭州、浒墅、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崇文门。这七处钞关与设在长江上的九江钞关合称为运河八大钞关。

  其中,地位最突出的便是临清钞关。

  临清钞关设立得最早,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设立。明朝宣德十年,朝廷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榷税分司。这时的临清钞关,占地达四万多平方米,内有厅堂、有仓库、有巡栏舍等,建筑规模庞大。在明代,临清钞关通常的“人员编制”为278人,在当时堪称是“超级”机关单位了。

  临清钞关征税最多。临清钞关建立之后,给商船带来沉重负担,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明朝中前期,每年征税折合白银40000两,到明朝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通常占全国税收的1/4。其中,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临清钞关征税83000多两,而当年山东省税收只有8860两,仅是临清钞关的1/10稍多。这也足见临清运河钞关在全国税收中的重要地位。

  叁

  600年的光荣与梦想

  一城繁华终有时 几多故事成云烟

  临清钞关为朝廷贡献巨额税收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商船的盘剥,一方面是当时经济繁盛的标志。唯有商贾有钱赚,方有能力纳税。经济的繁盛,带来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发展。这从史书的记载中便可见一斑。

  名著《金瓶梅》中屡次写到临清钞关,如,西门庆的伙计来旺去杭州织造一批衣物,给蔡太师的生辰做贺礼,在经过临清时,要办理纳税。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来保等人多次往南方贩卖丝绸货物,也在临清钞关完税。

  有学者分析,虚写宋实写明的《金瓶梅》之所以屡次写临清钞关,旨在以临清这个重要的商业都市为背景,全面展现当时社会的商业与经济状况。也就是说,《金瓶梅》中的很多社会风情,即为当时临清社会的写照。

  临清钞关,也出现在多位外国人的记载中。其中,较为我们熟悉的一位是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1600年,利玛窦一行人,带着准备进献给皇上的贡物,途经临清,与临清钞关主事(主管钞关事务的“一把手”)马堂见了面。马堂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

  对此次宴会,利玛窦在其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场面富丽堂皇,足以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君主相匹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府的奢靡腐烂。据悉,马堂是一名太监,是明神宗的宠臣。他主持临清钞关时,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因此,还引发了反税监斗争,史称“临清民变”。

  据统计,在明清两朝,仅记录在案的临清钞关主事便有301人。其中,最有名的主事当属李养宇,其是马堂的前任。两人一前一后,可谓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李养宇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大臣张居中的学生。其主持临清钞关时,既保证了朝廷的税收,又讲究收税的艺术,在征税与避税之间找到了一个和谐的平衡点,对繁荣当地经济起到积极作用。李养宇主张“市行其便,货流其通”,取得了“商民生息安市、税吏不愁烦划、国库不忧无本”的良好效果。

  当时光列车驶至清朝中后期,曾经浩浩荡荡的大运河,形势急转直下,满河帆影的壮观已不再。

  此时,政治日益腐败,水利连年失修,大运河淤积严重,运力大大下降。其中,临清段每年一小浚,隔年一大浚。每年疏通河道,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给沿岸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冬,黄河决堤,淤积阻塞大运河通航,次年清政府雇用商船海运漕粮。这一漕运方式的重大变化,成为临清钞关的转折点。

  从此,临清与大运河有关的手工业、商业等一蹶不振,漕运贸易迅速衰落,临清经济大受影响。

  到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大运河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功能,进一步被边缘化。

  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临清钞关彻底结束了历史使命,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钞关。而位列“八大钞关”的其他钞关早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部关停。

  从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初设,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关闭,临清钞关走过了500年风风雨雨,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兴衰。

  时至今日,因运河而兴的临清,已不复往日之辉煌。

  从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废除海陆运,到逐步疏浚会通河开启大运河,至今转瞬间已过600年。其间,临清曾经走过荣光,但追逐梦想的脚步不曾停歇。今天,在临清钞关遗址,一个宏大的规划——“中国最大的运河钞管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中。临清在新世纪期待开启新辉煌。

  (来源/聊城晚报 原载于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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