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感动泰兴70人】听，这是93岁中科院院士对70多年科学人生的总结

　　回顾我的一生道路，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6年是第一个时间节点，这一年我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这是我一生致力于地质科学的起点，我为什么要选择地质学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呢？主要是受家乡的一位前辈丁文江先生的影响。丁文江是黄桥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位。学成回国后，丁文江首先在云贵高原，进行地质普查和找矿工作。他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1936年，他沿粤汉铁路寻找煤矿，不幸因煤气中毒而去世，当时丁文江才49岁，英年早逝。那时我在小学读书，才9岁，到了高中我才知道家乡出了这么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我就立志要继承他的事业。

王德滋在家中向同学们口述历史

　　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是民主进步的堡垒。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所以中央大学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全国产生影响。我一进校门就受到这种进步气氛的熏陶。我在认真读书的同时，参加了一个进步社团，叫“自然科学社”，然后加入“新青社”，全名叫“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它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9年1月，我22岁，被中央大学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吸收成为地下党的一员。

　　我在中央大学期间参加过两次爱国学生运动，一次发生在1947年5月20日，即“五二〇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因为中央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头羊，所以每年5月20日就成为南京大学的校庆日。还有一次是发生于南京解放前夕的“四一”学生运动，主要是揭露国民党政府玩弄“假和平”的真面目。此外我还参加了反迁校斗争。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惨败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中央大学迁到台湾去，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大学地下党依靠全体党员和新青社员，发动全校师生坚决抵制迁校。校长周鸿经在校务委员会提出迁校问题后，遭到教授们的一致反对，我还记得物理系的一位教授，拿着一个墨水瓶，从科学馆的二楼沿楼梯滚下去，墨水瓶砸得粉碎，他说：“一个墨水瓶都砸得粉碎了，中央大学有那么多坛坛罐罐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最后周鸿经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这时候，教授们主动站出来，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推举梁希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席，学校又开始正常运转了。

　　我人生的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50年大学毕业。当时统配办公室分配我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我把行李都卷好了，准备出发了，突然地质系系主任徐克勤先生通知我：“王德滋，我们到学校争取把你留下来了，留在地质系当教师。”我从留校那天起，就立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做一个又红又专、能起模范作用的大学教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学，校园也从四牌楼迁到鼓楼，也就是金陵大学的原校址。这时候因为国家急需大量地质人才，南京大学地质系大量招收专科生，两个专业每年招收四百人，教学任务突然紧张起来。

　　记得1953年的秋天，我那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助教。系主任徐克勤要我去给“矿产地质”专业二年级学生讲授《岩石学》课。这个专业有200个学生，分为甲班和乙班。甲班是教授讲课，乙班让一个助教上课，反差太大了，我感到有点惶恐。徐先生跟我讲：“你会讲好的，我对你有信心，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学习很好，我相信你会把课讲好”。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我自己暗暗下定决心：首先我要认真备课，给人一杯水，自己得准备一桶水；第二，我要把讲稿背得很熟，一定要脱稿讲课，不能照本宣科，要讲得很自如；第三，一定要敢于面向同学，不能面朝黑板。当时我才26岁，年富力强，白天讲课，晚上辅导，同学们被我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南京大学校报》上表扬我，题目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王德滋助教》。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终于站稳了讲台。

　　2003年王德滋院士（居中）在六合火山地质公园讲解“石柱林”的成因。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我觉得应该积极响应。大学教师不能光讲课，必须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那时候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另外还担任党政工作，我是地质系的总支书记，又是副系主任，我哪里有时间搞科研呢？当时我决心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利用星期天搞科研。宁镇山脉是中国地质工作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前辈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工作，然而，煌斑岩是个薄弱环节，并和我的专业方向很对口，主要分布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高资、下蜀地区。于是，每逢礼拜天，我夫人就给我准备好水壶和干粮，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达工作地点，一个人独自翻山越岭调查煌斑岩，采集标本。晚上背着标本，乘最晚的一班火车回到南京，就这样，利用了十几个礼拜天，再加上室内的实验工作，终于写出了一篇论文：“江苏高资下蜀煌斑岩的研究”，1957年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南大的科研成果有“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就是五项最重大的科研成果，其中有一朵金花就是“华南花岗岩与成矿关系研究”。这朵金花的开拓者是徐克勤先生，他是我的老师。他在华南首次发现加里东期花岗岩，也就是4亿多年的花岗岩，后来又发现了8亿多年的花岗岩，也是首次发现。毫无疑问，徐克勤是“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开拓者，而我则是他的主要传承人。但传承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传承之中有发展、有创新。

　　我的科研成果主要有三项，今天给你们“科普”一下。

　　第一项成果：我在国内首次提出“次火山花岗岩”理念。1979年，我和教研室的一位教师陈克荣在浙江莫干山考察。莫干山山顶全都是流纹岩（一种与花岗岩成分相当的火山岩），山脚底下则是大片的花岗岩，那么花岗岩和流纹岩是什么关系？我们两个人从山脚，一个露头、一个露头地用铁锤敲上去，一个露头都不放过。就这样，一直到莫干山顶，就发现一个现象，花岗岩慢慢地过渡到流纹岩，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现象过去没发现过。后来又在浙江富春江附近一个火山岩盆地发现类似的现象。于是我就让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周金城把这个火山岩盆地好好解剖一下。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到的结论是：火山岩和花岗岩在时间、空间和成岩的物质来源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于是我们就形成一个观念：火山岩和花岗岩来自同一个岩浆系统，花岗岩是火山岩的“根”，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上面的枝叶是火山岩，下面的根是花岗岩。1989年我们在《中国科学》杂志提出“次火山花岗岩”这一理念，得到了同行的认同。

　　第二项成果：当时国际上有两位岩石学权威，认为不可能存在S型火山岩，所谓S型就是说这类火山岩的物质来源于沉积岩。1988年，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刘昌实和沈渭洲在江西相山考察。我们发现这里的火山岩属于S型火山岩，而且证据确凿，这在国内属于首次发现，国际上大概同时在南美的智利和澳大利亚也都发现S型火山岩。后来我们又在武夷山西坡发现与锡矿有关的S型火山岩，以后又在广西的钦州湾，发现了另外一种贫水的S型火山岩。于是，我们把S型火山岩划分为三个类型：一种是富水的，一种是富氟的，第三种是贫水的，并且把S型火山岩与矿产的关系也搞清楚了。

　　第三项成果：在中国的东部从大兴安岭一直到广东，有一条绵延几千公里的1亿年左右的火山岩带，分成三个“省”，它的南面和北面都是钙碱性火山岩省，中部是偏碱性的橄榄安粗岩省，形成一种“夹心式”的构造格局，就像是“三明治”一样。我们以板块理论为指导，分析了这种夹心式构造的成因及其与金矿的关系。这项成果经过同行专家评议，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7年，我70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我人生道路的第四个时间节点。因为我长期担任行政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所以我当选院士的年龄比同龄人晚了一拍。当选院士以后，我还承担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我组织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团队，联合攻关，取得很好的成果，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同时，我也深感随着年龄的老化，思维已不那么敏锐了，一个人的思维活跃期是在25至45岁之间。“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进入21世纪，我已年近八旬，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向第二线转移了。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回报社会，积极从事科普教育，这是我应尽之义务与责任。

2010年，王德滋院士在泰兴作“自然、资源与人”科普报告

　　资源、环境和灾害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但人们的地球科学知识却少得可怜。因此，我的第一个科普讲座的题目是：“自然、资源与人”，主要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减灾防灾的自觉性。我的第二个科普讲座的题目是“中国观赏石”，主要从地质学与艺术融合的角度提高人们的“赏石”水平。园无石不秀，斋无石不雅，观赏石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能给予人们美的享受。今年我将《中国观赏石》科普讲座又充实了一些新内容，印成一本小册子，以供爱好者鉴赏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