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身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还是坚称自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来自加拿大的检察官亨利·格兰顿·诺兰（Henry Grattan Nolan），深知他狡猾且不诚实，试图一步步拆穿他的谎言——这是70多年前，东京审判现场的画面，诺兰则是松井石根审判的关键人物。
诺兰生前照片
2月15日，旅加华人余承璋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加拿大检察官诺兰档案》，该档案收录了松井石根的主起诉官诺兰的生平资料、证书和手稿等，其中三分之二涉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相关事迹，还原了当年法庭上检察官如何拆穿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狡辩，揭露了他“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谎言，最终法官判其死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加拿大检察官诺兰档案》
日本战犯藏掖事实，
松井石根绝不承认知道南京大屠杀
在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等11个国家共同任命法官审理。诺兰和来自各国的检察官组成了国际检察局，负责指控战犯，对其直接问询，以判明案件。东京审判的被告是28位日本甲级战犯，诺兰则被指定为松井石根的主起诉人。
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接受法庭审判
松井石根是谁？他是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这次长达两年的审判，最后判处了日本7名甲级战犯，而松井石根就是其中之一。
“像松井石根这些被告，不仅有日本籍的律师，还有美籍的辩护律师。所以能不能把战犯定罪，检察官起着重要作用。检察官需要在法庭上提出恰当的问询和充分的证据，来将战犯绳之以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道。
庭审现场，审判席上就坐的5位法官。左起：派屈克、克莱墨、韦伯、梅汝傲、阳诺夫
而这一公正的结果得来并不容易。余承璋从她收集到的资料中看到，诺兰发现审判日本人和审判德国人并不一样，后者可以坦白事实，但是前者却藏掖、抵赖或销毁证据，让审判更有难度。
“松井石根一开始坚称自己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他就说自己是到法庭上的时候才听说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诺兰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松井石根承认他知道南京大屠杀。”张生说道。
松井石根(左)、朝香宫鸠彦
推动判处松井石根死刑，
却在全世界少有人知
如何质询才能撬开谎言的裂缝？从问到南京做什么，到见到、听到了什么等一系列问询，加上证人证词、其他材料证据，诺兰不断剥开了他的谎言，向法官证明了他从各个途径知道南京大屠杀，绝非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
张生告诉记者，最后判决结果认为，松井石根明明知道南京大屠杀正在发生，而且可以指挥并阻止，但是他没有制止军队对平民和战俘的伤害，以渎职为由被判处死刑。
“诺兰是替中国人民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上伸张正义，把松井石根这样的战犯绳之以法的关键人物之一，然而中国人民对他却知之甚少。”张生说道。
余承璋发现，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加拿大也少有人知诺兰。“像诺兰这样对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当下，确实有必要被铭记。”张生说道。
诺兰年轻时的照片
遍访诺兰生活、工作、学习的各地，
搜集了3000多页资料
而余承璋带来的这份档案，就对当代人了解研究东京审判有着重要作用。3000多页、33册的资料，不仅记录了他的生平，还有他是如何以睿智、丰富的法律经验，对松井石根质询，获得了关键信息。“我认为他有一种责任感，他是被加拿大联邦政府指派去东京的加拿大的检察官，应该代表正义去工作。”
余承璋及家人正在搜集资料
尽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知名度不高，余承璋搜集整理这份档案也十分费力。“我和我的家人从2017年到2018年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了各大图书馆、他就读的学校、他的家乡去了解他，搜集他相关的资料。”她和家人耗费大量精力将这些资料影印过来以后，整理排版成册，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余承璋接受采访。
张生分析，这批档案中，不仅有诺兰，还有其他检察官和法官等与东京审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工作，所以这对研究东京审判也有着重要史料价值。
正筹建南京大屠杀档案影像中心，
年底前开放
“这批档案我们收到以后，将会有三个用途，首先是将其翻译、分析、研究，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工作；第二，我们正在筹建南京大屠杀档案影像中心，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开放，把这些史料公之于众，供全世界研究；第三，我们会利用这批档案做展览展示，用于教育和对外传播，来将大屠杀的史实和诺兰的努力贡献向世界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道。
“我们曾以为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已经收集充分，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资料还有挖掘的空间，一些关键人物的档案已经发现了线索，我想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陆续面向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了解和平的重要意义。”张生说道。
（来源：紫金山新闻、新闻360；编辑/黄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