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1919~2011）南通海门人，中科院院士。半个世纪中，他冲锋在西部无人涉足的雪域冰川，也冲锋在科研第一线；他建立发展了中国的冰川学事业，并将其一步步推向世界前沿。
“人生九十不稀奇，常怀亲恩师友谊；求是创新求贡献，异日西归少遗憾。”这是施雅风在90岁寿辰之际作的一首小诗，亦是他人生的一个写照。
与冰川的首度邂逅
火车一路向西。那熟悉的华北大平原早已消失不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入视野的已全是一重一重的山。整整一夜，火车都在秦岭中穿梭。第二天一早起来，车窗外的风景已改换了模样：依然是山，却已不似秦岭那般青葱，而是多了一层枯涩，灌丛更多，裸露出来的暗黄色山体也更多，就连车窗外一掠而过的人脸，也仿佛多了一层风沙的颜色。只在河流岸畔，还留存着杨柳依依的熟悉景致。
“看来西北还真是干旱哪！”38岁的施雅风，扭头对中科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的两位年轻同事说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兰州，在那里，他们将与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学者们会合，参加祁连山西段地质考察。考察的预定路线是经甘肃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西段，最后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
那是1957年的6月。在江苏海门湿漉漉的长江沙洲边长大的施雅风，每一天最大的感觉就是“干”——脸干，手干，喉咙干，连眼睛都有几分干涩。愈往西走，山就愈高、愈大，体量和层次都在放大、增加，之前戈壁上拱出来的“山”，如今只能叫“土丘”了。当海拔渐渐上升到3000米以上，山涌如涛，吹拂脸颊的已是颇有寒意的凉风。
两天跋涉之后，考察队来到一条清凌凌的河水边。这条河叫党河，有一个颇为宽阔的河谷。队员们纷纷下马，饮马休整。施雅风也下了马，不过他的眼睛，却久久离不开谷地边上的山：那是一座高大的雪山，白雪裹头，圣洁美丽，一片洁白的冰川从山坡上悬垂下来，在阳光下闪动晶莹的光亮。
于是，他带着另外3个人，骑着马和骆驼向雪山进发了。
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虽然时间不长，却给施雅风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他心里想：祁连山有这么好的“固体水库”，可是不远处的戈壁和荒漠却寸草不生，为什么不能把冰川水好好地利用起来呢？
心里的这颗小小种子，回到北京后很快就结了果：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听取了施雅风的建议，决定组建专门的冰川科考队开始冰川考察。从此，中国在冰川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时代结束了。那一座座屹立云霄的雪山和其上冰封千年的冰川，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就叫它“七一冰川”吧
1958年，又是6月。施雅风带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冰川考察队，100余人兵分7路，浩浩荡荡向祁连山的各条支脉进发了。他们的任务，是查明祁连山的冰雪分布，为日后大规模融冰化雪、改变西北干旱打下基础。这样的豪言，虽然日后看起来带有“大跃进”的时代色彩，却真真实实地鼓舞了最早的冰川学的开拓者们。
对于从未跟冰川沾过边儿的考察队员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新，往往也意味着毫无经验，甚至，该怎么爬冰川？到冰川上看些什么？都还说不清楚。为此，中科院从苏联请来了冰川学家道尔古辛教授做指导。嘉峪关南面离公路不远处的一座冰川，成了他们最初的练兵场。7月1日一早，已宿营休整一夜的100多名科考队员，带上干粮，拄着冰镐，开始沿冰川融水的沟谷往上攀爬。尽管高山缺氧、心撞如鹿，大家还是陆续登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最高点。往南望去，阳光灿烂的阳坡上全无冰川的痕迹，而更远的地方，隔着一座巨大的山谷，另一条冰川从山顶悬挂下来，晶光粲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施雅风在东川对泥石流进行考察
道尔古辛估计，他们脚下冰川的厚度大概在100米左右。施雅风迅速估算了这条冰川的蓄水量，竟然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那么大！人群振奋起来，大家的眼里，仿佛已经看到冰川融成的清流，汩汩顺山而下，润泽了广大的不毛之地。有人说我们给冰川起个名字吧！有人说，今天是七一，是党的生日，就叫它“七一冰川”吧！
于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诞生了，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冰川科学研究的正式起步。科考队在道尔古辛的指导下，在七一冰川练了半个月的兵。没有钉鞋，他们就效仿当地猎人在鞋底绑上自制的钉子；没有羽绒服，他们就穿着粗布老棉袄；没有地形图，他们就用测绘总局支援的航片现场判读……国家登山队的队长也来了，告诉大家如何登高山。
一切准备就绪，大军豪迈出征。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7个分队对祁连山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的广袤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攀登了60多条冰川，还进行了人工融化冰雪实验，并在大雪山老虎沟冰川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冰川观测站。慢慢地，一个包含10个冰川区、33个冰川群、120多个冰川组、900多条大小冰川的祁连山冰川世界，在人们的脑海里清晰浮现。次年元旦，在施雅风的主持下，一部43.6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问世了。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区域性冰川专著，而野外考察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也为我国冰川学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根据施老的回忆，在这条冰川上有一次想偷懒走近路，结果在上一个冰坡时没有站稳，滑下去几十米，侥幸没有发生意外。
1964年，施雅风（左一)在希夏邦马峰考察
希夏邦马峰的冰川危机四伏，却又美若童话
能想到吗？施雅风的名字，还和中国的登山史联系在一起。
1963年，施雅风从西藏考察归来，接到了中科院的一项任务：查明希夏邦马峰（以下简称希峰）的情况，为中国登山队登顶做准备。
在当时的国际登山界，希峰赫赫有名，这是因为放眼整个世界，这座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主脊线偏北约10公里、海拔8012米的雪山，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座未被征服的8000米以上高峰。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后，下一个重大目标就是希峰。为此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做了批示，强调登山运动要有科学考察来配合，以降低风险，增加胜算。要求考察队要先摸清希峰地形，摸清哪里的雪崩、滚石、冰裂缝比较多，哪里又适合作营地。
考察队出发了。他们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建立了大本营，虽已是4、5月份，山上还依然大雪飘飞，晚上温度更是降到了零下20多度。他们到海拔近6000米的地方打钻测温，每走20多步，就不得不停下大口喘息；900米的高差，他们走了整整6个小时……或明或暗的冰雪裂缝四处张着深不可测的巨口，密布的冰碛石磨破了脚底，雪崩和冰崩宛若死神的暗翼如影随形……
不过上天造物总是暗含机心，正是在这座蛮荒苦寒、危机四伏的冰雪王国里，施雅风和他的队员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冰川奇景：冰塔林。
一座座雪花银塔拔地而起，远近高低，气象万千。孤立的冰塔多为金字塔形，高度从几米到30多米；冰体中渗出的融水，让冰塔基部呈现出半透明的冰蓝色。冰塔下常伴有水银镜似的冰湖，澄明波光流转，琉璃世界荡漾。一个个大大的冰洞，洞口垂挂下来的长长冰凌，好似冰冻起来的太阳光芒；走进去，晶莹剔透的洞壁上折射出万道炫目的虹彩。风情万种的冰钟乳从冰桥上悬垂下来，还有那满地的冰笋、冰芽、冰桌、冰杯，以及冰柱上顶着巨砾的冰蘑菇……
考察结束后，施雅风带领队员们编写了《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对冰塔林的成因做出解释：在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的冰川末端，强烈的太阳辐射以及阳光折射的作用，造成冰川消融和蒸发的不平衡，由此造就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除此，他们还对冰川形成、冰川特征、冰期划分、古冰川、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变化等许多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我国的冰川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次考察，成为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大规模科考的前奏。而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登山队于1964年从北坡成功登顶希峰，在中国登山史上书写了又一个辉煌。
巴托拉冰川还会乱发脾气吗？
“学问不是在象牙塔里做的，学科要联系国计民生发展建设的实际，才会有更大的前途。”这是施雅风在地理学科发展会议上常说的一句话，他的科学之路也屡次验证了这句话。四十余年里，他走遍中国西部，帮助青藏、川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定线；解决新疆天山地区三条国防公路修建中的雪崩和风雪防治设计问题；解决南疆铁路古冰碛分布区的钻探施工问题；解决乌鲁木齐的水源地确立问题……而最为传奇的，是他的中巴公路故事。
1973年，已是春夏之交，而喀喇昆仑山脉的料峭寒意仍未消退。重重雪山嵯峨连绵，接天连地，如一条雪龙纵卧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不过在冰封严酷的外表下，季节转换的信息已经在悄悄传递：海拔低一些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棕褐色泥土，从冰雪下显露出来；甚至还有一小团一小团淡淡的黄绿，洇染了雪山脚下的南坡。
这个看似亘古不变的冰雪世界，忽然有一天震动了雪山两侧的两个国家：巴托拉冰川洪水暴发，冲毁了刚刚建成通车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要知道，为了修建这条对外援建的国际公路，中国派出了9000多人，在这高寒荒凉的地方，极端艰苦地奋斗了7年，光牺牲的兵团战士就有百余人！望着眼前扭曲破碎的公路路基和两座坍塌的公路桥梁，负责工程的新疆军区首长沉默良久。
怎么办？改道绕行吗？那就意味着要增加大量投资，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富裕，每一分钱都沉甸甸啊……原址修复吗？可是冰川再“发疯”、再毁路怎么办？……
最终，国家政府和军区联合下达任务，要求中科院兰州冰川所派队，以两年时间摸清巴托拉冰川的“脾气”，预报它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并提出中巴公路复建方案。
1974年4月，施雅风再次带队上路了。这次他的心里并不轻松，他明白任务有多么艰巨：首先，大家对这条冰川一无所知；其次，当时甚至在国际上，定量预测冰川前进的论文也只找到两篇，可它们涉及到的全是规模小出10倍的中等冰川，采用的方法是对多年获得的冰川积累、消融、运动方面的数据进行周密计算。而他们，没有任何历史数据，甚至连研究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
考察队在距离冰川末端两公里的地方建起了大本营。这里空气寒冽清澈，如冰块下的泉水，只是稀薄许多。阳光打在脸上，有金属的质地，强烈却缺少热量。巴托拉冰川完全位于巴基斯坦境内，长达59公里，是一条极其活跃的冰川，也是全世界中纬度地区长度超过50公里的八大冰川之一。这一带地形陡险异常，野外考察不但艰苦，甚至还相当凶险。
已经55岁的施雅风，每天和年轻人一样翻山越岭。他们经常清晨5点就摸黑起床，顶着刺骨的寒风到气象站进行第一班观测；有时在天寒地冻的深夜，还要打着手电筒到洪扎河边，观测冰川融水和洪峰。有一天，考察队正在崎岖的乱石中找路前行，忽然从上方滑下来一块大石，将他结结实实压在下面。还好被附近的同事发现，跑过来推开了石头。
经过考察，他们判定冰川融水道在冰川内部突然改道，是冲毁公路的主因。两年后，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冰川末端运动速度递减法”和“波动冰量平衡法”，经过扎实的野外实测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后，考察队交上了答卷：预计巴托拉冰川还会继续前进，但其极限前进值仅为180米，最终将在距离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16年后，该冰川将转入退缩阶段。对于中巴公路，考察队判断原设计路线不存在大片埋藏冰，可按原线复建，但公路桥位需适当变动并放宽桥孔。
1978年，中巴公路复建通车了，为当时还相当贫穷的中国节约了1000万元。长长的公路迤逦于喀喇昆仑雪山脚下，像一条平滑的灰色飘带，承载起一位科学家的传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施雅风在天山1号冰川考察
勇敢者的事业
1962年，我国第一个冰川研究机构—兰州冰川冻土研究室(现为冰川冻土研究所)成立，施雅风任主任。为了心爱的冰川事业，他把家从北京迁到了兰州。此后的40多年间，他行进在雪域冰原，共考察了60多条冰川。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那时他已经82岁了。他去了1959年由自己设立的乌鲁木齐河源天山冰川站，一直行进到了海拔3600米的前进营地。再上去300米就是冰川了，虽然施老意兴盎然，但同行者还是劝阻了他。
1978年中巴公路恢复通车，施雅风再次前往巴基斯坦验证道路的安全性。在距离驻地数公里的帕苏村，他相中了湖畔一块风化形态怪异的大石，于是兴致大发，留下了在喀喇昆仑“策马扬鞭”的回忆。
2009年施雅风院士的90寿辰，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为他举行了庆典。这位传奇般的中国“冰川之父”，像孩子一般开心地笑着。若要细数他这一辈子为中国冰川学做出的贡献，好几页纸都写不下，挑最核心的说吧：
他考察并组织编著了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的冰川考察报告和中国冰川综合性专著，奠定了中国冰川学的基础，搭建起中国冰川学研究的体系框架；
他为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用，青藏输油管线，兰西拉光纤工程，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重大项目的成功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他与合作者提出将亚洲中部山区冰川划分为大陆性、海洋性和复合性三类；
他首先指出中国西部山区小冰期与末次冰期的遗迹位置和特征；
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再次发起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大讨论，对李四光从20世纪20年代起主张的“庐山第四纪冰川说”提出明确质疑。他用大量的科学证据，证实庐山山麓所见的泥砾堆积不是冰碛物，而是来自泥石流；
他按照国际统一规范，系统开展了中国各山系冰川编目。如今这部包含了4万多条冰川的《中国冰川目录》，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施雅风主编的《中国冰川目录》
87岁时，他还发表了近30年《青藏高原气候与冰川变化的两种特殊现象》的最新研究报告。
“他是创建中国科学历史的一位历史性科学家。对于大西北的开发，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建设大西北的功臣！”他的老朋友、同为中科院院士的刘东生，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位有魅力的老科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冰川和冰川研究事业介绍给了世界。”国际冰川学会主席莫瑞先生，这样评价他。
“他这人很谦虚，从没有架子。70多岁还亲自到南极考察，快90岁了还坚持准时上班。”这是中科院院士薛群基的话。
2000年，施雅风与妻子沈健金婚合影。
“他离不开大西北的冰川！”这是他的妻子沈健的话。
“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这是施雅风自己的话。
（来源/综合自中国国家地理、中国科学报、记忆南通 编辑/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