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者。他们的个体记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具体承载。时至今日，尚在人世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位。
抢救性记录、整理幸存者们的记忆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
从去年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组成联合团队，走访幸存者，听他们讲述用生命凝成的口述故事。
从今天起，纪念馆将不间断推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故事，一同凝望80年前的南京，一群普通人被改变的人生命运。
今年5月27日早晨6点26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季培生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回头再读老人生前的口述史，往事一幕幕……
▲今年春节期间，纪念馆曾前往看望季培生老人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6日
采访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大光路尚书里
采访人员：郭婉祺、卢奕、张炼
整理人员：郭婉祺、张炼、卢奕、王晓阳
日本兵对着舅舅的肚子捅刺刀
我是“老南京”，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旁边四里路的地方出生的，现在住在雨花台旁边。四岁我就开始读书了，七岁的时候很多古书都背得差不多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我都背过。
▲ 季培生
我家那个时候小孩多，在家里调皮捣蛋闹得很，家人就把四岁、五岁、六岁的这些孩子全部送到私塾读书去。之后我就在那里读书，中饭也在那里吃。那时候我的老师可能是金陵大学毕业的，据说他骑马把腿摔断了，腿摔断了以后无法行走，之后就不能出门工作了，就在家里弄个门板自己教书，就叫“私塾”。
我记得舅舅那时候十几岁，他教舅舅英语，还有数学之类的学科。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学《三字经》《百家姓》，还没接触到洋人传来的那种数学啊什么的。只有我家舅舅（接触到了）。因为家人对男的比对女的重视一点儿，还给舅舅学英语了。就由这个老师教英语。
后来日本人来了，乖乖，我这个老师又教了日语。日本人检查教学的一看，乖乖，老先生，还是瘸子，坐在板凳上一挪一挪地在教日语。我们老师也很聪明，日本人一来就在黑板上写上日语挂上去，日本人一走就把黑板放下去了。我也学了，日语也能讲一点。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我家的房子就靠着日本人住的那边，我家在三汊河，现在房子可能还在。当时有人说逃难到重庆，其实不实际的，一个原因是家有老小不能走，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那么多资金。家里面的人啊，像我妈、我姨妈那样年轻的女的、男的在十六岁以上的，能走的都回老家了，我老家是扬州，就到那里躲了一阵。
我呢，没有走。家里留下来的人还有奶奶、爷爷、二奶奶、外婆还有舅舅。我们就住在家里，家里地方比较大，还有个好处就是屋子比较坚固。所以有些邻居就说，要打仗了，我们一家老小一起住到你家吧。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已经七岁了。日本人来了以后，我家门也不敢关，就算关了，插销什么的也不敢插了。当时日本人差遣了个先锋队，大队人马还没有过来。先锋队就到了我家，把门敲得叮叮当当的，我外婆把外面第一道闸门一开，外面的人就把门砸开了。进来以后，我们都躲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破房子里，就连邻居、二奶奶、奶奶、舅舅都在里面。后来，日本人就一直走到我们家后面，问我外婆：“你家有几个人，站出来！”邻居几个，还有我家的几个人，全部被拉到天井里头。
当时是大冬天，穿着大棉袍。首先看两个年轻人，舅舅、还有一个隔壁和我舅舅差不多年纪的男的，就躲在我家里，两个人睡一张床。日本人首先对付我家舅舅，一个日本兵拿刺刀顶着他肚子，叫他把棉衣全部解开。解开是因为怕他有武器，从外面一直摸到里面，看看没有武器。奶奶就哭啊，大家都很怕。但是我奶奶当时快七十岁了，所以也不怕了，看到日本兵对着舅舅的肚子捅刺刀，就站在我舅舅旁边哭。一个日本兵把她拽过来，日本兵多大劲啊，她才多大力气，一只手就把她拽过来扔到地上。扔到地上之后就拿那个枪，冲头上脸上砸，打得我奶奶就爬不起来了。
哎，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南京毫无理由地见人就打。我就站在旁边，还有我妹妹也在，就站在我旁边。日本兵就在舅舅身上捅，捅了一刀，当时舅舅喜欢玩外国的那种铜板一样的纪念币。一个小的、布缝的袋子，好像蛮重的，那个日本兵就把它拿出来了，一看就揣到自己兜里了。
走了以后，（被）打倒的（奶奶）不算，日本人把外婆和奶奶的侄子，一共两个人都带走了。我家奶奶的侄子，当时在我家学木行，也被带走了。原来造房子要用到木头，都是从湖南、江西运过来的。我家是做木头生意的，南京三汊河一条街全是木板店。过了一天又把我家姨夫带走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带走了。说带走就带走了，到现在也没再见过。两个日本人就把我家三个人都带走了，我奶奶也给打得起不来了。半个小时之内，日本人的大队人马都来了。
因为我们家开木行的，房子都比较好。（当时）没有楼房都是平房，都有好几进房子。他们来了以后就一直冲到我家房子后头，我奶奶就哭哭啼啼，家里老的、小的、隔壁邻居，我家二爷爷、二奶奶等人都被带出来了。我当时七岁，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读了不少新四军的书
南京大屠杀以后，爸爸妈妈想家，就回南京了。虽然回南京了，但是一直打仗，长江不通，木材进不来，原来几十里路都是买卖木材的，那时成了一片黄泥滩，木材烂在水里。我家当时没有生意做，我爸爸就失业了。
▲ 季培生老人生前回忆往事
前面谈的几个人，我的奶奶，被打的那个，没几天就死掉了；姨夫、外婆当时就被带走了。因为没有生意做，我家就衰败了，到处逃难。我是老大，当时我家一共生了六个小孩，日本人来就死了三个。
因为我祖父是教书的，在扬州，我父亲有点文化，我就做学徒去了。日本占领南京以后我不是原本在上私塾嘛，后来就恢复了上私塾读书。上了不到一年，家里经济不行了，城市的生活多贵啊，后来我爸爸就带我们逃难到老家去了。后来实在不行啊，我是家里的老大，就去学徒了。
到了扬州，起先我从私塾考进镇上的洋学校了，我一考就考进了四年级，后来就五年级、六年级这样读下去。上了洋学校，古书我还背得，四岁读的都记得。我只坚持到高小毕业，因为交不起学费。最后那学期，我成绩很好，现在都能用英语写信——按规定，高小就学英语了。
那时候好多大学生都不在城市工作了，逃难，就进入乡下学堂做老师。后来我在瓜洲做学徒。学徒不到一年，日本投降。当时我们那个地界是新四军、汪伪政府、日军三股兵力都有的。那时候的苏北，不是国共合作抗日嘛，国民党部队和新四军部队遇到日本鬼子就打。日本投降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学徒，之后就回南京了。
回南京之后，木材厂恢复了，我就做木材。因为我在苏北待过两年，读了不少新四军的书，新四军经常化装到我们学校去。他们不讲课，化装成卖鸡蛋的、卖老母鸡的、卖蔬菜的，里面都夹着油印的书。这种书有些是讲二战时德国的战争是怎么打的，是从苏联传过来的。上面是鸡蛋，下面是书，送给我们学生。后来南京有木排了，我就转到南京去，我本来在苏北参加新四军了，那时蛮小，后来日本人围剿苏北的新四军，跟我一道参观、学习的人转移了，当时要是签个字我就能成为新四军了，可是找不到人了。
1951年以后，我们要支持北京的建设，木材运到北京去，我们就走水上、火车上跑运输，就在“华中号”上办公，当时北京、张家口我全去过了。
做一枚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
原来我是有工作的，（公司）问我，你想到哪？我说，我想上学，我的文化太浅了。又问：你想上什么学？我说，我这个人，喜欢法律，帮人主持公道，我要学法律。领导说：好，我们天津没有政法学校，北京才有政法学校，我们给你联系联系。结果呢，我在天津工作，我家父母、弟弟妹妹都在南京，很穷很穷。
我家弟弟妹妹上学费用全免，拿家庭助学金，除了吃饭穿衣还给零用钱，这个需要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当时联系了政法学校，我就给家里讲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生病了，当时家里是很苦的，夜里都睡到坟堆里，不敢睡到外面，日本鬼子是要抓人的。父亲生病，我回了趟家，他好些了，我又走了。走了以后，没过两天他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全部的负担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后来组织给我讲：你不是要上学吗？我们跟北京联系了，保送，不要你考试。哎呀……我当时……我要自私一点，我就不管了，我要是不管呢，我家也不会有收入了，弟弟妹妹都在上小学，母亲也不能工作。我想了一下说：我不能去了。组织说：为什么？我说：我父亲死了。组织说：你在天津找工作，随你选，你想到哪里去就把你分到哪里去。当时西安也来找，西安叫纺织公司，要招人，不要我们考试，我们就保送过去。我说：我哪都去不了，我父亲死了，家里困难，我想回南京，不能不回。结果领导就说：好，什么时候走？我说：最迟过春节的时候。后来回到南京，一分就分到我们现在的机床厂。
当时要考试，我参加了考试。那时候“五一”和“十一”要参加游行，把工厂的产品展示给大家看。我一考就考取了南京机床厂。考试内容有数学，都是原来小学的内容，还有代数什么的，我在小学就学过代数了，代数、三角我都学了，是抗战时期在乡下的时候学的，那时候老师主动来教你读一点书。
我是1952年春节回来的，到了1953年，天津又来信说：你在南京找到工作了吗？没找到再回来。我说：考取了！考取了我就一直在这里，后来又上了我们机床厂的技校，后来又考取了夜大。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要上学。读了夜大两年以上就算毕业了，在这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在这边退休。我们南京机床厂制造的都是高精尖的机床，都用在卫星上，我们好多工人都调到一汽、酒泉去的，老同事去世得差不多没几个了，年纪这么大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了。
▲ 季培生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荣誉证书
在机床厂退休以后，因为经历过大屠杀，大概是哪一年的8月1号，我看到报纸上说南京要登记幸存者，要搞一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馆，我看到后，提前两天过去了，问他们：我这个算不算。我家就在旁边，所以我就去了。我一去，馆长就说，欢迎你！他给我泡茶，让我先登个记。我按了两个手印，没多久，就批准了。后来又叫我们弄脚印，我的脚印也在。就在排那个脚印的地方，我的脚印在那里，有名字有年龄。
我还记得，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兵在我们家周围，现在大概是以奥体中心为中心的方圆两公里以内，杀了两万八千多人。关于这个事情，纪念馆立有一个碑。事情大概过去了有十几年二十年吧，有个记者来找我，问我大屠杀当时我在不在南京。我说在啊。他说，带我们到杀人的地方去参观一下。我就带他们去了。
报纸就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概是2011年12月份吧。现在这个报纸还有，改名为《江南时报》了。我带他们去的地方，靠近江边，就是江边上一个小公路边。江边上，有二十几里路那么长，边上家家都是卖木板的，从我们南京分散逃难到长江下游各个地方。日本兵就把抓来的人全部集中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那儿有个大埂，防止涨潮的时候水淹到农田，后来修好了江堤，大埂就没有了。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编辑/马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