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我是中药学的叛逆者，我认为我不是。”萧伟摆了摆手，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熟稔地点上，然后放到嘴边。“我是一个创新者，我崇尚的是中药的进步和现代化。”说完，萧伟深深地吸一口烟再吐出，白烟袅袅升腾……

　　身为一个有着50亿资产的企业家，萧伟的身后是一个集中药研发、生产、贸易为一体的庞大“中药帝国”。萧伟说，做企业家那是个偶然，做科学家则是自己的志向。

　　作为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萧伟在康缘药业任职期间，凭借其深厚的专业技术底蕴，一直致力于中药新产品、新工艺、新剂型的开发与研究。

　　先后主持开发国家级新药60余项（含中药一类新药1个，二类新药16个，其中包括中药注射液10个），已获得中药新药证书38个，化药新药证书9个。这些新药上市以来，已累计实现销售额近40亿元。

　　主持国家“863”科研项目1项、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各1项、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1项、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3项等省级以上重大项目30余项；作为主要发明人申请国内外专利147件，已有92件获得授权。

　　萧伟

　　中药太“土”了

　　1978年，迎着这个国家改革的曙光，萧伟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上大学的大学生，被江苏新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药学系录取。一开始，当从小喜欢化学的萧伟得知自己被中药专业录取，心里有些不乐意。

　　通过四年本科学习，萧伟渐渐发现中药学“既有传统性又有现代性，同时还能有未来。”这让他对中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萧伟开始立志，“要把中药事业做起来”。

　　1982年还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年代，拿着一纸报到证，萧伟来到连云港医药医药采购供应站。经理把他领到仓库门口说：“你就先到仓库去当保管员吧。”打开仓库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中药落后的一面带给了萧伟不小的“冲击”。仓库里一些药材存储长达十年之久；一些药材抓在手上一捏就碎；药材的品质、定价没有具体的标准，仅靠老药工的手感来判断。这让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萧伟不由得感叹：“中药实在是太‘土’了。”

　　就这样，萧伟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那个远离市区的仓库里，满眼的药材激起了他无尽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三年后，当萧伟离开仓库的时候，他已经对仓库里的800多种药材烂熟于心，即便把眼睛蒙起来，拿起药材捏一捏、闻一闻，或嚼一嚼，也能马上能说出那是什么。

　　从仓库“转战”质量部后，对“中药落后，就落后在标准上。”的这份认识，让萧伟开始尝试希望能在中药的标准化上做出一些“改变”。但当时，萧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他感觉到自己人微言轻，没有发言权，“左右不了标准的定义”，这让萧伟觉得有些无奈。

　　但萧伟心中对中药学的那份炙热的爱，从未曾冰凉。

　　此后，萧伟报名参加全国第二次中药材普查。在苏北的一个普查队里，萧伟跟着老药工一起翻山越岭，爬遍了云台山大大小小的山峦。得益于独特的纬度，云台山成了南北植物过渡带，北方的植物和南方的植物都能在云台山上找得到，这让云台山的药材资源非常丰富。药物普查的这段经历，让萧伟在药用植物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很快，也让他下定了继续从事中药学研究的决心。

　　普查结束后，萧伟先后在云南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江苏野生植物研究所工作学习，他希望能把自己的专业“再提升一个台阶”。

　　但命运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偶然性”。

　　康缘药业

　　只有一条路，就是创新

　　作为当时连云港唯一的一位中药专业大学生，萧伟成为了医药部门眼中的“金疙瘩”。1985年，萧伟被委任为连云港中药厂的厂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今如日中天的康缘药业的前身——连云港中药厂，还只是一个只能生产三七片和大山楂丸之类“大路货”的作坊式小厂。“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也没有标准”年产值仅几百万元，利润只有七八万元，在江苏省中药企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在萧伟看来，当时的连云港中药厂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的企业。“天时，它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老字号品牌；地利，它交通不方便；人和，它人力不足，也没有一些老药工，尤其是技术人员太差。”

　　摆在萧伟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创新。

　　萧伟从一些经方、典方、故方入手，选择了2000多年前，“医圣”张仲景的名方“桂枝茯苓丸”。萧伟和天津药物研究所合作，把药物里面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开始尝试给中药的生产定一个标准，“丹皮酚的含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芍药苷的含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投料，这样才能保证后面的成品是合格的。”萧伟解释道。

　　虽然不能做到每个批次与每个批次一致，但是萧伟总是要求每一批次新生产出来的药，有效成分的含量都要能超过上一批次，“这样它的疗效就更好了”

　　此后，发现“桂枝茯苓丸”做水丸不合适，萧伟把它改做成了胶囊剂，得益于良好的标准控制和成本控制，“桂枝茯苓丸”从一年的销售额不足一百万，到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达到6个多亿。

　　在整个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萧伟将之称为康缘药业的第一轮产品研发期。萧伟发挥自己中医药专业的优势，瞄准的是中医的优势领域而不是西医的优势领域。萧伟聚焦两个领域，一是妇科血瘀症领域，针对女性由于内分泌紊乱引发的诸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盆腔炎、盆腔炎性包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腺症、原发性痛经等病症，萧伟从中医药方中选择一系列调理方来开发。二是骨伤领域，萧伟发现针对挫伤、扭伤、椎间盘突出炎症，西医常常显得“束手无策”。而中医的一些药方可以立马缓解症状，止痛、消肿效果的也非常好。

　　得益于精准的产品研发战略，康缘药业的发展被带至了快车道，并于2001年成功上市。

　　在此后的2001年-2012年，这第二个十年，萧伟将其定义为第二轮产品研发期。上市后带来的充沛资金，让康缘药业在这十年中，放开手脚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对制药生产车间进行GMP改造，建立全面、系统、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第二件事就是把中药材中的有效部位，提取出来，做成品种。“我们发现中医在抗病毒、心脑血管等方面特别有效”。

　　2012年至今后，康缘药业选择聚焦老年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在这方面中医药大有可为。”萧伟补充道。

　　康缘药业现代中药数字化提取精制工厂

　　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国际化

　　“中医药的文化、中医药的理论，如果不更新，不发展，不改变，那么它就会变成文物”采访中，萧伟谈起了他对中医药的一份“隐忧”。萧伟认为，中药在概念上本来就应该分为传统中药和新型中药，新型中药就是要靠现代化理念来支撑的。

　　萧伟将现代中药定义为，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指引，中药物质基础明确、成分能用现代药学、现代医学完全清楚解析，同时在生产过程当中可测，到成品当中能可控。

　　在萧伟看来，必须要用系统药理学和临床的验证结合来开发新药，只有靶点靶标、高通量高内涵、体内代谢都有效，才能证明一种新药有效，才能成为新药开发的依据。而“安全、可测、可控”则是关键所在。

　　而这份对中药现代化的深刻认识，却是源自大洋彼岸的“刁难”。

　　1999年，康缘药业带着桂枝茯苓胶囊准备进军美国市场，但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官员对桂枝茯苓胶囊“刁难”，让萧伟“焦头烂额”。

　　“现在的桂枝茯苓是不是张仲景2000多年的桂枝茯苓？”

　　“是的”

　　“不见得，2000年前的药材你有吗？”

　　“2000多年前药材的成分是不是和你现在的一样呢？”

　　美国FDA官员在质量可控上近乎苛刻的要求，让萧伟觉得“被搞死了”。

　　“一个药材十几个成分，5种药材就是164个成分”在当时没有整合药理学的基础下，“164个成分，你要告诉他们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这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难题。

　　面对这头“拦路虎”，康缘药业决定迎难而上。

　　5000批次的桂枝茯苓，康缘药业都是按照有效成分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5000多批次的桂枝茯苓，都保持这样一个量，而且在临床当中确认有效”。萧伟和康缘药业成功证明了他们所生产的桂枝茯苓就是2000多年前张仲景的桂枝茯苓。

　　历经7年的努力，到2006年，“桂枝茯苓”终于经过美国FDA批准，可在美国直接开展二期临床试验。为了打赢这场远征，康缘药业投入，几个亿的资金。

　　萧伟认为，中药的国际化就是要让外国人能够理解中药，而理解中药的前提就是中药的现代化。“中药现代化是中药国际化的基础，没有现代化就没有国际化。”

　　在萧伟看来，FDA的“刁难”恰恰成就了康缘药业，让康缘药业的中药现代化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它打开了我们认知思路中的另一扇窗户，让我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萧伟说。

　　传统中医要实现“解码”

　　2006年，鱼腥草注射液夺命事件震惊全国，“4个月连夺4条命”这让中药注射剂品种的销售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而同年，康缘药业的创新中药热毒宁注射液也刚刚推向市场。

　　“鱼腥草事件”发生后，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封杀中药注射剂。国家食药监局也出台了《中药、天然药物注射剂基本技术》，简称“689”的质控指标。

　　指标规定：多成份制成的注射剂，总固体中结构明确成份的含量应不少于60％、所测成份应大于总固体量的80％，经质量研究明确结构的成份，应当在指纹图谱中得到体现，一般不低于已明确成份的90％。

　　这份标准出台，让当时很多的中药企业“如芒在背”，认为无法达标。面对国家对中药注射剂的封杀，一些中药注射剂企业感到自己“命在旦夕间”。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坐下来，谈一谈。会上面对“国家应该把标准降低”的“主流民意”，坚决表态反对降低国家标准的萧伟成了“众矢之的”。

　　萧伟决定以身作则，在热毒宁注射液研发出来后，萧伟就决定热毒宁注射液的产品标准一定要超过国家标准。在热毒宁注射液上市后，康缘药业做了一百批次的中试，来让它稳定。结构明确成份的含量从40%做到了73%，所测成份大于总固体量的数值从80％做到了92%，指纹图谱则从90%达到95%。

　　萧伟认为，“鱼腥草事件”是一个警钟，带来了三点启发。一是，反应了中药安全性研究薄弱，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标准有待完善。二是，中药注射剂企业必须要自律和自强。三是中药要尽快完成“解码”。

　　萧伟认为，现代中药一定是依循着中医药的传统理论，同时又要让西医能够理解。“中国的医院大部分是西医院，医院里的西医看不懂你的药、不知道怎么用，你中药怎么发展？”

　　萧伟呼吁，中医药界的有识之士要抓紧中药现代化，并实现中医传统理论和现代西医、现代临床医学间的解码。“解码就是架起中医和现代临床医学之间的桥。”

　　在萧伟看来，中医药光靠国家扶植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中医药与现代接轨，“不是说中医被西医同化，而是在中药创新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之间找到共通点，中医的理论要让人家听得懂，让西医接受你。让西医接受中医的复合观、总体观，让中医接受西医的微观世界，把西医的组织、细胞、分子、靶标结合进来。”萧伟解释道。

　　康缘药业实验室

　　要能“舍得”

　　在萧伟的脑海中，创新中药的概念永远是一个未来的概念，“永远没有终点站”。在研发新药的每个阶段，把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制药技术能够嫁接进来，创造一些新技术。除了必须要和国际最先进的理念接轨外，还得舍得投入。

　　在萧伟看来，在创新上的投入，总的来说是资源的投入，关键则在于你能不能“舍得”。“舍得在人才上花钱、舍得在研发设备和检验设备上花钱”，在新药研发过程中，还要学会另一种“舍得”——敢于面对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损失，“要在失败面前保持淡定”。

　　早在20年前，康缘药业就和十几个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建实验室，由康缘药业提供研究资金。萧伟的认知里，大学里的科研成果好比是“盆栽”，“很多盆景不一定成树，但有的盆景是能长成奇葩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

　　落户康缘药业的中药制药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扮演着将这些研究成果，用“最精的工艺、最少的成本、最好的质量”实现产业化、产品化的角色。

　　萧伟认为，产学研的关键就是，要让大学里的科学家要和企业里的科学家紧密结合；企业科学家尤其要和大学里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紧密结合。“应用型科学家如果没有基础科学家的东西，你的层次不高。基础科学家你做的高屋建瓴的研究，你不能到市场上应用，你永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人才，萧伟告诉凤凰网江苏，康缘药业向来是舍得投入的。萧伟将人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学历好使用，第二个阶段是有学历有资历好使用，第三个阶段是有学历有资历好使用，还要有个性。

　　萧伟喜欢有性格的人，在他看来没有个性的科学家都是很难成事的。在康缘药业，萧伟总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与这里的科学家们交往。“我是以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来解析彼此的观点，我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如今，翻开萧伟的履历，重量级的头衔很多，全国人大代表、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董事长、教授、博导……

　　萧伟说，如果自己年轻20岁，他会选择抛掉一切，潜心把中医药好好的专研一番。

　　“我的所有角色都是为了致力于中药的创新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