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枢》：佛缘禅趣

　　近日，大型季播节目《南京》第三季——《天下文枢》系列片震撼开播，节目从“天下文枢坊”的历史故事说起，分为《国子成贤》、《锦绣文章》、《诗意大地》、《山水墨韵》、《咫尺天地》、《雅韵清音》、《佛缘禅趣》、《天工开物》共八集，通过梳理无形的文化遗产，凸显南京深厚的人文底蕴、崇高的文化地位，充分展示城市的独特魅力。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互学互鉴的重要例证，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一发扬光大的过程中，南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京既是古代中国出现佛教活动最早的城市之一，迄今已有1600年，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弘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

　　佛教东渐江南始

　　当南京城还静静地沉睡在清晨微白的天空下时，僧人们的早课却已如期开始。这些蕴含着佛陀智慧的梵语禅唱，一如它们最初的发音般，从容、悠远，穿越了千年时空，在这座东方震旦世界的大城中久久回荡。

　　建初寺，位于南京城南长干里一带，这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庙，也是江南第一座寺庙。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因为康僧会，穿越了半个大陆远行万里的佛陀梵音，终于将脚步留驻在了南京城中。

　　开拓者的足迹，注定是艰苦的。康僧会取纳本土文化，系统地改造了印度佛教。他的努力，在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随后，随着数以千计的西域、天竺僧人进入中原。日益增加的佛经，因为出处各异、注释凌乱，给学法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在此之后，一场大规模的西行求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早在唐玄奘西天取经的200多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就已经到了西天取回了真经。公元399年，时年65岁的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踏上了漫漫的西行求法的征程。法显一行，过河西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用了五年时间抵达佛教的发源地恒河流域。在印度等国期间，他们朝拜佛教圣迹，学习梵文，抄写梵本佛经。五年后，法显携带大批梵文经、律、论，坐船循海东归。行程中，遭遇风浪，大船迷失方向，在茫茫大海中随风漂流3个月后，在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当法显登上崂山之时，时间是公元412年，这一年法显已是78岁高龄了。

　　此时的建康，僧侣众多，佛经翻译也是人才济济，其中就有来自印度的高僧——佛陀跋陀罗，他和佛陀释迦牟尼同宗同族。之后的几年，这两位高僧共同率众，将法显从印度带回的六部六十三卷、一百万多万字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汉语，这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僧会、法显、佛陀跋陀罗，通过一代代佛门弟子的不懈努力，两百年间，菩提的种子终于渐次生根发芽。南京，这座虎踞龙盘的帝王之都，在一声声禅唱中，完成了长江文明和恒河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碰撞。

　　南朝四百八十寺

　　5月中旬，鸡鸣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在庄严的寺庙里，僧人们依据严格的仪轨，诵经施斋，普渡四方众生。这一汉传佛教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会便是南朝梁武帝开创的。宏大的场面中，仿佛依旧可以隐约闪现出，梁武帝萧衍虔诚跪拜的身影。

　　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这在佛教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故事。然而在这故事的背后，却透露着两种不同文化理念的碰撞、交融与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某些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纲常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说，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再比如说，佛教讲出家，要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要忠君爱国孝亲。这些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冲撞了皇权的统治，也影响了佛教的进一步传播。

　　从东晋开始的两百余年间，巍峨的建康城楼上改换了四个王朝的旗帜。伴随着一次次的王朝更迭、风云变幻，偏安江左的南方政权也因为内耗而变得越来越脆弱。此时的梁武帝已经意识到，作为社会纲常的儒家思想，面对长期的动乱，已经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了。也许，人们需要一种宽和的信仰，而佛陀的思想，或许能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籍。梁武帝没有想到，他在以后的一些举措，深深影响了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在崇佛的同时，梁武帝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梁武帝的努力下，原本水火不相容的三教，在南京奇异地走到了一起，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而被人们所接受。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综合了儒、道学说的佛教，此时已经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

　　诸宗肇始开先河

　　在南京城南雨花台，有一座始建于东晋年间的名刹，历代高僧众多，文人墨客遍达十方，它就是高座寺。2015年，一位年轻的僧人推开了这里尘封多年的山门，开始建寺造像，复兴祖庭生活。从此，这座千年古刹被再次点燃绵延的香火，惊艳了时光。

　　千年风雨，吹淡了楼宇边明灭的暮云；万叠青山，映衬着泉水旁的沧桑的古院。而这一切，仿佛依然留驻在那段名士与高僧对坐谈玄的悠然时代。

　　在六朝时代，还有一位高僧不得不提，这就是菩提达摩。达摩原为南印度香至国王子，印度禅宗的第二十八代传人。承接佛陀衣钵后，达摩决心东行传法。如来轻轻拈起的金婆罗花第一次远涉重洋，带着佛陀的精深法门，开启中土万千学佛者的法眼慧根。在这次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格局的传法行程中，达摩将他的第一个目标选在了建康城。

　　春牛首，秋栖霞，南京城南的牛首山，历来为游人踏春之所，每逢三月，茂林修竹，雾霭蒸腾。公元636年，丹阳僧人法融游历经过牛首山，看到山林空寂，心中顿生禅意，便于此结庐而居，日夕参究佛法。

　　因定生慧，法融开悟，在牛头山创立了新的宗派：牛首宗。他的禅法因山得名，是为牛头禅。法融就是牛首宗的初祖。

　　千古绝唱耀天下

　　栖霞山，又名摄山，被誉为“金陵第一明秀山”。南朝年间，舍宅为寺的明僧绍便在此开山凿岩、雕刻佛像。当他手中的斧凿第一次挥向这片岩壁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后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会在这里穿越千年，无数的工匠在此劳作，将近千尊佛像留给了后人。

　　到了唐代，画家吴道子根据张僧繇的画摹绘了志公像，被刻在石碑上。不久诗仙李白游金陵见着此画，顿发思古幽情，信笔写下了40字的画赞一篇。又过数年，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升州（南京）刺史见李白画赞连连称妙，于是以正楷重誊，并刻在碑中志公像的上方。吴带当风、李赞颜书成就这块唐贤三绝碑，此碑目前安放在灵谷寺内志公殿中。

　　南京老山狮子岭，古木参天，遮阴蔽日，兜率寺就在其腹地，这里僧人们始终保持着结庐而居的特色，日常起居极其清苦，中国佛教最高贵的气象和灵魂在这里被保持了下来。圆霖老和尚常说：“修行第一，书画第二，爱好书画，乃是山僧旧习，然能以此弘法利生，非无益也”。

　　圆霖老和尚用画笔，把庄严的佛陀世界画到了人间，画到了心上。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修行生活，看到了一处处烟霞景象，让人回味，令人向往。圆霖老和尚一生作书画数以万计，均以书画广交善缘，作品也皆随缘散去，遍布十方。

　　智慧慈悲的释迦摩尼可曾想到，在圆寂千年之后，他的思想会在万里之外的古都南京，被演绎出如此绚丽的艺术光芒。

　　信仰使艺术变得神圣与虔诚，艺术使信仰变得多姿而璀璨。斧凿雕刻间，幻化出纶音妙谛；画笔飞扬中，流淌着佛心禅境。万千轮回中的一瞬，终于，以艺术的名义，留在了这片有缘的净土，也洒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十八世纪，中国风吹遍欧洲。皇家邱园宝塔就是在当时，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设计建造的。钱伯斯至少两次到访中国，他以南京大报恩寺塔为原型，在国王的夏宫里复制了这座邱园宝塔，满足了那个时代，英国人对于遥远东方的幻想。

　　祗洹重开促维新

　　走进这处尘世中的院落，感到清凉自在。透着几许神秘，打开两道铁门紧锁的屋子，一位师傅正在印刷着一块块门板大小的佛像。他叫沈健强，已经在金陵刻经处工作了30多个年头，这是他第三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印刷这批佛像版。

　　这批佛像版一共18块，都是由杨仁山居士于清朝光绪年间，延请了著名的画家参照了《造像量度经》等有关方面的资料一一绘制，并由著名的刻工精心雕刻而成。每幅画的笔法精妙，每块版的刻工细致，都是佛像版中的国宝级文物。其中，一块名为《灵山法会图》的佛像版尤为引人注目。图上所描绘的97位表情、神态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出了刻工的精美。

　　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中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流通机构。这里出版的佛经、佛像，因为刊校严格、雕刻精美而享有盛誉。这座小小的院落，在喧嚣的尘世中，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至今慧灯长明。

　　杨仁山可谓近代中国第一批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人。他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前后共计6年。考察西方，让他对西方科技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买回许多西方科技仪器，帮助时务学堂办新学。

　　1896年，谭嗣同在南京候补江苏知府，不愿与腐败的清政府周旋，闻知南京城内有杨仁山先生学问博而德行高，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执弟子礼，研习佛学。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以佛教理念镕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  

　　这一时期的金陵刻经处，学法之人不拘身份、地位，皆可参与。当时的社会精英、各界名流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杨度、熊十力等人，都成为了这里的座上客。一时间，佛教思想融会社会新知，深柳堂里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

　　此后，一代代佛学宗师欧阳竟无、吕澄等，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主持金陵刻经处。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一大批近代著名思想家。

　　在金陵刻经处，国人第一次以如此开阔的视野，重新打量佛教，这个在大千世界流传千年的宗教信仰。   

　　瘗藏圣物千年缘

　　早前，玄奘寺的传真法师为即将开拍的电影《三藏塔1942》举办了一场书画捐赠仪式，不少在宁的书画家欣然泼墨、共襄盛举。《三藏塔·1942》讲诉的是南京抗战期间一段真实的故事。

　　历史总是有这太多巧合。公元66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宫。这位生前没有到过南京的高僧，却在死后和南京结下了深厚情缘。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公元1027年，玄奘的顶骨舍利被僧人可政携带到南京，安葬于武定门外土城头，旧称“三藏堂”。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深埋地宫的玄奘顶骨舍利就这样默默地见证着朝代更迭、风云变迁。在历史的年轮中，人间虽然劫难无数，然而玄奘顶骨舍利却始终安然无恙。直到1942年冬天，侵华日军打破了这份宁静。

　　虽然日军严密封锁消息，但各种传言仍然不胫而走。1943年2月3日，《国民日报》率先披露此事。其后，日军迫于舆论，将玄奘顶骨舍利交给汪伪政府。而汪伪政府感到此事对宣传所谓“中日提携与友好”大可利用，于是让报刊、广播大肆报道宣传，使之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此举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宗教感化与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以“促进日满华合作”，从而妄图建立起稳固的日本殖民统治秩序。

　　为了进一步扩大此事的影响，1943年12月28日，日伪双方还将玄奘顶骨舍利打碎，分为五份：一份送往洛阳白马寺，以示玄奘魂归故里；一份送往广州，合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内；一份送北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存放于北京广济寺；还有一份则转送日本琦玉县佛寺慈恩院，最后一份留在南京，于玄武湖畔九华山上建塔供奉。

　　约一年后，三藏塔竣工。塔的左、右两边，立有两块石碑，碑文的内容是叙述玄奘取经之艰难途径与取经之功绩。日伪当局还特地选定在1944年10月10日“双十节”，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玄奘顶骨舍利的奉安典礼。

　　1973年，南京灵谷寺恢复开放，当年汪伪政府文管会保存的玄奘顶骨舍利也被迎回南京，后建玄奘院，造舍利塔供奉。

　　当年发掘玄奘顶骨的三藏堂遗址，如今也已复建了建初寺。2016年11月，建初寺住持大初法师远赴日本，迎归日本友人平沼庸生所珍藏的玄奘顶骨舍利，供奉建初寺。

　　当玄奘顶骨舍利重见天日66年之后，佛陀再次将智慧与慈悲的光辉洒向了这片大千世界。

　　2008年7月27日，当年发掘玄奘顶骨舍利附近的长干寺地宫又迎来重大考古发现，佛祖释迦牟尼的顶骨舍利在这里被恭敬请出，最终供奉在牛首山上。

　　当年的玄奘经历磨难，取得真经。而一千多年后，玄奘顶骨舍利也在经历了这座城市的战乱和和平发展后，终于等到了佛顶骨舍利的盛世重光，也许这就是古都金陵难以割舍的千年佛缘。

　　人间佛教现净土

　　南京城西的清凉寺，绿意弥漫、茶香浓浓。茶者端庄优雅地投茶、洗茶、泡茶、敬茶、品茶、悟茶、谢茶……一时花木葳蕤，寂静生香。

　　清凉山因寺而名，清凉茶因僧而来。这里更有泉水清冽的还阳井、片片翠绿的茶树园。古往今来，无数人士在这里结佛缘，结茶缘。如今，在清凉小院仍能感受到静寂的禅茶意境，前来品茗、问禅者络绎不绝，为尘世间蕴藉着无尽的清凉法味。

　　城东的栖霞寺，一场为期七天的禅修班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他们远离世俗的喧闹，亲近自然、回归本性、顿悟冥想，思考人生。这位来自德国的小伙是南京大学的留学生，几天的禅修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启乐，意味着能够开启快乐。

　　而在城中的鸡鸣寺，即便你不是香客，也可以随意在这里图书馆里呆上一天。这个意想不到的奇妙世界，抚慰着你烦躁的心灵；这个经文贝叶的清净莲池，浇灌着你智慧的种子。或许，在清静的寺庙里读书，会别有一番感受吧。

　　南京毗卢寺，这是曾是民国时期全国佛教中心。1912年，太虚大师在这里筹办中国佛教协进会，从事讲学和教务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佛教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性道场。太虚大师是民国时期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看到当时的寺庙因为贫穷经常靠做经忏挣收入，拿为逝者超度的收入来维持，这样的现状亟待革新，故而提出，佛教要解决人生实际问题，要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

　　之后的百余年来，经过赵朴初、印顺、星云等人的发展与弘传，人间佛教更加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作为佛教的根本。这其实就是要秉持佛陀的精神，提倡给予、奉献和服务。必须贴近民众、关怀民生、造福社会。

　　博爱、诚朴，佛家的悲悯，已经悠悠流淌在了南京的文脉中，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里，并从这座古老的城市向外开枝散叶、广为传扬，这也许正是佛陀的本怀。博爱之都，大美南京，这里正是人们寻求的那片人间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