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标”即国家标准的简称，如今的“国标法”是1989年制定的，那么古代呢？专家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标准起源很早，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就有了国家标准化度量衡制度，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度量衡的官员。后来，秦国统一了六国，秦始皇最终统一了度量衡。可专家告诉我们，虽说秦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21年向全国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然而秦国度量衡改革的先驱却并不是他，而是秦孝公在位时期，于公元前356年提出变法的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平斗桶、权衡、丈尺”是其重要的改革内容。与此同时，商鞅还铸造了一大批工艺精良的度量衡标准器颁行全国。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即是其中之一。根据器物所铸铭文的记载，这尊铜方升铸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这尊铜方升仍作为容量标准器被沿用。

　　（一）

　　   专家说，因为咱们海州当时是秦国的东大门，所以咱大港城也同样有此类重量级的计量标准器。其中一件就是1982年出土于东海县双店乡（今双店镇）竹墩村的秦父子诏铜量。

　　   这枚铜量的两侧各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关于法度量的诏书，秦始皇二十六年法度量诏书共40字，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另一侧竖刻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关于法度量的诏书共60字，文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使毋疑。”

　　   据考古学家证实，在目前已知的秦国量器中，属于战国的有3件，秦代量器有17件，此外还有一批记容铜器。经测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铜方升”的容积为200毫升。而现藏于东海县博物馆的这尊“秦父子诏铜量”，其实测容量为630毫升，“如果我们将铜器锈蚀的损耗以及测量的误差等客观因素逐一剔除，那么这一数据与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秦简中《效律》一文记载的‘三分之一斗’的容积666毫升极为接近。”专家说。

　　   据东海县博物馆副馆长朱磊考证，在秦代容量规制中，一斛等于十斗（今20000毫升），一斗等于十升（今2000毫升），一升则等于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由此可见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间，秦国始终保持了商鞅铜方升的单位量值，即每升为200毫升。这一国家标准竟坚守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市著名文史学者，原市博物馆馆长李洪甫教授在1984年《文物》上撰文考证，像这类铸刻有两代秦国皇帝诏书的铜量，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学资料看，除了双店出土的这件以外，另外三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能出现在远离秦帝国中心的古海州地区，除了其作为秦国东大门的特殊地理因素外，一条与秦都咸阳密切沟通的交通干线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地缘因素。

　　   专家说，东海双店出土的这件双诏铜量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因为铜量上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法令是当初铸造铜量时通过在陶范内刻画反字一次性铸造完成的，而秦二世的诏书则是补刻的。“这种补刻的工艺并非是在海州当地完成的，而是调回秦都咸阳，由相关机构统一刻写，再返还各地方的。可秦二世享国仅有三个年头，就是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而且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就爆发了。所以说，这个补刻工程仅在全国部分地区完成了调换，我们海州的这个就是完成了补刻的。”专家说，到了后期，大秦帝国岌岌可危，秦二世也早已自身难保，在铜量上补刻诏书的工作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这件“秦父子诏铜量”的出土，既是历史的巧合，又是历史对咱大港城的眷顾，今天我们能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实乃荣幸之至！

　　（二）

　　   除了说到秦代的量具标准器，咱大港城历史上还出土过秦代的重量标准器——秦石权。那是1979年的冬天，赣榆县朱稽河实施改道工程，就在朱堵乡（今城西镇）寺后段距离地表两米处发现一口绳纹陶井，井内出土了五件汉代釉陶壶的残片以及一些无法判断器形的薄铜片。在井口上方不到半米的泥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只形如覆盂的铁权。这只铁权重27.1千克，通体斑驳，呈铁锈红色，表面并无铭文。考古学家通过与全国发现的十余件铁石权比较后发现，这件铁权不论从器形还是重量上看，是典型的秦代铁石权，与河北围场出土的始皇诏铁石权（重28.15千克）相近。

　　   专家说，所谓“权”就是古代的秤砣，“衡”则是与之搭配的秤杆。把秤砣与秤杆搭配在一起使用，这便是“权衡”一词的起源。

　　   在秦代，重量单位有“铢”、“两”、“斤”、“钧”、“石”五级。在专家看来，这是一种成熟的重量单位体系，对后世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国各地的考古资料显示，秦代的权多数为青铜铸造，铁质的权较为少见，一般都是作为大型的石权使用。”专家说。

　　   另外，小编需要在此说明的是，这里的“石”不念“shí”而念作“dàn”，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会告诉你我被专家鄙视了。秦制规定，1石=4钧=120斤，1斤=16两，1两=4锱=24铢。目前已发现的秦权，其重量分别有4钧（120斤）、1钧（30斤）、20斤、16斤、9斤、8斤、5斤、1斤共八种，而赣榆出土的这件即是用生铁铸造的一石铁权，可为120斤的物品称量重量。

　　（三）

　　   说完了秤砣，让我们再来说说秤杆。许多上岁数的老人一定还记得，解放前咱老海州地区使用的秤还是十六两一斤的。据史料记载，秦制中的一斤即为16两，在当时的秤杆上有16个刻度，大家都知道，那叫“秤星”。相传，秤杆上的16颗秤星代表了北斗七星中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南斗六星中的“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

　　   在中国古代，人们用福、禄、寿三颗星约束商贩缺斤少两的行为，如果商贩少一两“损福”，少二两“伤禄”，少三两则“折寿”，可见古人在设计发明秤杆这一标准衡器上的良苦用心，他们用这些代表上天星宿的秤星时刻监督着每一位商贩：买卖要讲求公平，缺斤少两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因此后人经常把秤当作衡量世间是非曲直的尺子，被赋予了公平、公正与诚信的品格，这或许正应该是商人的良心之本。